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地，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 千米武州山之阳，武州川之北。原称石窟寺，或称北台石窟寺，或称恒安石窟。明代为防边患，在云冈石窟旁设云冈堡，故近人调查时称之为云冈石窟。

▲ 1940年云冈石窟全景图

（下图：全景；上图：局部）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都平城时期，是由皇室和高僧经营的国家石窟大寺。据《魏书》卷四《释老志》记载：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由著名禅僧沙门统昙曜主持雕造。开凿工程一直持续到北魏正光五年（524）。现存主要洞窟53 个，小龛1100 个，造像5 万余躯，是北魏时代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云冈之西还有鲁班窑、吴官屯和焦山石窟，是东西绵延15 千米的云冈附属小石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条记载：“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崖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缔，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则描绘了云冈石窟壮丽奇伟、冠于一世的风貌：“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云冈石窟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它是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而创造出来的，被学术界誉为“云冈模式”，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在中国石窟寺雕塑艺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寺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 ……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 · 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91）

20 世纪初，云冈石窟就已受到学术界关注。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云冈石窟最早的调查与研究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学家伊东忠太。1902 年，伊东忠太到云冈石窟进行了考察，并意识到云冈石窟的重要性，同年发表了云冈考察报告：《北清建築調査報告》和《***山西雲岡の石窟寺》（《国华》第17 编第197、198 号，东京1906 年刊）。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从1907 年开始，陆续调查了云冈、龙门、巩县和山东济南石窟造像。1915 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rioale, Paris, 1915），其中有关云冈石窟的图版是最早的一批图像资料。1925 年，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én）编著的《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1925）一书，以及1926 年，关野贞、常盘大定编撰的大型图录《***仏教史蹟》（第二辑），都著录了有关云冈石窟的图版。

▲ 树下思惟的比丘（拓片）

上述著作，主要是初步的调查与研究成果，并不能完整地揭示云冈石窟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基于云冈石窟的重要性，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共同策划了对云冈石窟进行考古学调查的宏伟计划。从1938 年开始，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记录和实测工作，拍摄了大量图片。同时对部分窟前遗址（如第7 ～13 窟和龙王庙）作了小规模发掘。实地调查工作持续至1944 年，大部分洞窟的实测工作已经完成。遗憾的是，云冈石窟的7 年调查工作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这期间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战争苦难，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战争痛苦。长广敏雄曾一度因其左倾思想而被禁止离开日本赴云冈调查；即便是云冈石窟调查团队日方队员，也有人在学术调查期间被强征当兵，死于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转入室内整理和报告的编写工作。战败后的日本经济凋敝，社会贫困，那是物质极其贫乏的时期，然而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整理云冈石窟资料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1951 ～ 1956 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形式，陆续刊布了16 卷32 册大型考古学报告《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調査報告》（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前15 卷每卷包括图版册、文字记录和洞窟实测图，第16 卷为补遗和索引各一册，各卷均附有专题研究论文。这部专著卷帙浩大，内容广博，它全面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在云冈石窟开凿背景、渊源、开凿年代等问题的研究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是20 世纪50 年代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集大成的代表作。

虽然《雲岡石窟》面世已经半个多世纪，现在看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但作为第一部大型云冈石窟考古报告，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其一，丛书中大量早年清晰的图片和准确的实测图，与今日所见云冈石窟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一些造像业已破坏或消失。因此，该丛书不但是目前研究云冈石窟最重要的资料，也是研究云冈石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然与人为破坏进程，制定科学保护规划的重要资料。其二，这部丛书的研究部分，成为云冈石窟乃至中国石窟寺考古的重要参考。由此引起的学术思考、争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乃至东亚佛教考古的水平。

▲ 明窗 西壁

鉴于《雲岡石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的积极推动下，由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编译出版中文、日文版的《云冈石窟》。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实施。原版的《雲岡石窟》为日文和英文。通过中日学者研讨后普遍认为，在丛书中的专题研究和本文部分，以日文本为优；图版解说，英文本则简洁明了。据此，中文版编译工作分别以日文（正文）和英文（图版解说）为底本，各取所长。

同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保存一万余版云冈石窟的底版，其中未被《雲岡石窟》采用的多达数千余版。另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保存了部分早期云冈石窟图片。这些图片可以与《雲岡石窟》互为补充，为学术界提供更详尽的图片资料，故拟选择适当图片，新辑为4 卷。这样本次出版的《云冈石窟》共计20 卷。

在战后的特殊环境下，最后一位离开中国的云冈石窟调查队日方队员于1946 年只身回到日本，他当时携带的部分云冈石窟的调查资料被留在了中国。1957 年，日本第一次学术访华团受郭沫若邀请来华，其中亦有水野清一。访问期间，日本学术访华团在考古研究所与夏鼐等中国考古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同时中方还返还了以云冈第十八窟测图为主的资料。1975 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刊布了《雲岡石窟續補 · 第十八窟實測圖》。跨越战争、跨越苦难的学术研究，为中日两国交流史增添了生动的一页。如今科学出版社在东京设立分社，致力于中日学术交流；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共同组织、编译《云冈石窟》，这些都是中日两国考古学界友好交往的延续，甚为幸事。

《云冈石窟》编辑出版委员会

▲《云冈石窟》经典学术全集

▌ 知名考古学家王巍主编

▌ 1938~1944年摄云冈实地照片4000余幅，其中近2000幅首次公开。

▌ 日、中两国著名考古学家云冈研究成果汇集，全部照片和学术资料的中文版、日文版图书首次正式出版。

▌ 全书大八开，共20卷，21函42分册，分三期3年内出版。

第一期共7卷8函15分册，2014年3月出版，定价26600元

第二期共9卷9函18分册，2016年1月出版，定价29800元

第三期共4卷4函约9分册，2016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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