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情景

1941年9月到12月，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常去海淀镇，但不知道有个中关村。1942～1956年我先后去了日本和美国，在那里生活、学习了15年。1956年8月回来不久，进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生活全在中关村。当时的中关村是近似荒凉的幽静。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当时只是一条双车道的马路，两旁种的杨树已经成行。马路的两侧点缀着几所房屋。每次骑自行车进城，走在这条路上，心情会十分舒畅。缓缓走过，看见路旁的杨树一棵一棵显得一样又好像不一样，心中念叨，等它们都长高、长大时，会变得雄伟壮观了。快到西直门，远远望见城门，再从城门楼里骑进去，街道、房屋都有些破旧，但依然是古都风貌，重厚而又温馨。

研究所的北面有一片洼地，不知从哪里流进来的水，冬天这里就成了天然溜冰场。宿舍区的南面，就是现在四环路的北侧，有两个网球场，虽然简陋一点儿，还是有些人来打网球。我倒是从国外把冰鞋和网球拍都带回来了，但都不太会玩，于是很少去溜冰或打网球。不过，傍晚时分，我喜欢到溜冰场附近走走，到网球场看看，宁静处有稍许热闹，空气又那么新鲜，非常惬意。虽然一些细节我记不太清，这一个秋冬的中关村是我记忆里最好的中关村。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关村

1957年的夏天，中关村开始变了。几年之间，陆陆续续的人增多了，精神上、物质上都变了。研究所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人们相互之间都好像有些戒备，我所尝到的那种从容和惬意一下子没有了。与此无关似的，楼房一栋一栋建立起来了。溜冰场和网球场却都没了。力学所搬进了新楼，一直到现在矗立在四环路的一侧。宿舍增添了南区，我家也从北区搬到了南区。宿舍的楼号从三十几楼长成了八十几楼。新修了一所“四不要”的大礼堂，还在那附近盖了一幢楼，楼下是饭馆，楼上是俱乐部。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每逢周末常到俱乐部，就是在这里他找我下过围棋，我们成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棋友。但是，这个俱乐部在一年多后也消失了，心理所驻进去了。那几个饭馆不过兴旺了一两年，碰上三年困难时期也就什么都没得吃了。郭沫若院长看到这种毫无文体消遣设施的窘境，捐资修建了一个游泳池，现在还在路旁躺着，宛似一个衣帽不整、满脸胡须的懒汉。

到1966年的10年里工作没有变化，仍旧是忙忙碌碌，生活也过得去。只是环境一年一年变得不如意了。1966～1975年我离开了中关村，因此这10年间中关村的样像，我是不知道的。1976年，等我再回到中关村，看见的首先是人多、孩子多。原来是一片菜地的地方盖起了宿舍楼，我现在住的家就是新的黄庄小区。中关村那条马路上的杨树全被砍光了，变成了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早上已是过往车辆排出的废气弥漫不散，再加上中关村大街两侧电子商店林立，外地来京打工的人们拥挤在一起，熙熙攘攘，使得我这个生怕人多的老人只好躲在家中。我喜欢散步，但是这个中关村已经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了。

21世纪的中关村

2000年前后，中关村发展得更快、更大了。我心目中的中关村只不过是东到中关村东路，西到中关村大街，南到知春路、海淀南路，北到四环路的小圈子。一次中关村街道的党委书记来我家，谈起来，我才知道中关村大得很，好多地方我都不知道，也没去过。你叫我怎能谈中关村呢。就我所知道的中关村而言，坦白地说，坏印象比好印象多。

1999年10月11日，我被任命为中关村文化艺术发展顾问，开会那天，季羡林老教授到会讲了话。他说，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别忘了文化建设；没有好的文化，不会有高的科技产业。他的话我没有忘，也不敢忘。尽管我记住了，怕也没有用，因为一无权二无钱，哪能促进中关村的文化建设呢？不过我倒更加关心我心目中这个小圈子的中关村的文化现象了。我家大院前的中关村南路西段大概是中关村最乱、最脏的一段路，不满50米长，满地是垃圾，路边放着一个垃圾桶，好像偏偏有人从垃圾桶里把垃圾掏出来，扔到路上似的。而且，一直到过街天桥的地上、栏杆上随处贴有的小广告。一次，原海淀区区长周良洛请我吃饭，我趁机对他说，请他到这段路来看看。可能他没有来，因为情况一直不见得到改善。

中关村南路短短一里路吧，竟有我知道的三位院士骑自行车在路上被人撞到。特别是我被撞到的那次，我骑得不快，又尽量靠路边骑，忽然有人从后面把我撞倒，幸亏我骑得慢，一脚着地没倒下，转头一看是个小伙子。我还没说什么，他倒骂了我一句“老不死的”。嫌我骑得慢，挡了他的路？唉！文化建设不止是楼堂场馆，更重要的是人心里的文化建设。我去中关村派出所反映，去海淀区交通大队反映，终于在黄庄小区大门前安装了红绿灯，画上了过路的斑马线。每次过马路，我都观察一下。95%的行人不遵守红绿灯的指示，100%的摩托车、大板车、自行车不遵守红绿灯的警告，勇往直前。对于这些人、这些车，红绿灯和斑马线形同虚设。如此起码的法规都不能遵守，如何去求法治？

现在好了，奥运在北京举办了。“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口号响遍了北京城。中关村南路这段大大改观了，小广告不见了，垃圾从路上消失了，路两旁的饭馆门前也干净了。黄庄小区里的小公园修整得更喜人了，我也终于有了可以放心散步的场所了。如今我只有两条愿望：一是这些好现象在奥运会开完后能继续下去，变成中关村的新文化；二是红绿灯和斑马线能按照法规的要求起到作用。我相信，我们中关村人一定能办到这两件事。

思念

我在我的中关村工作、生活了近60年。虽然我是个不大交际，也不会交际的人，但见到的、听到的人和事却是不少的。如今回忆起来，是有几桩印象深的值得写下来。中关村是科学家聚集的地方，其中许多是大师，而我又有幸在钱学森先生和华罗庚先生两位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因此或直接或间接地认识了许多著名科学家。我有不少与他们有关的故事。但我不想在这里写，因为若在中关村的故事里，再写科学家就太没趣了。还是写与中关村有缘的其他行业的人物比较好。

我初到中关村，第二年开春，见到了张劲夫同志。就像上面说的，是在中关村俱乐部跟他下围棋的时候。那天，很有意思，所里要我去跟一位张劲夫同志下棋，我去了，但我不知道张劲夫是谁，我也不管他是谁，反正不过是下棋。劲夫同志有时悔棋，有一次他又悔棋，我按住他的手说，不许悔棋。他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站着一位看棋的同志却向我怒目而视。下完棋，那位同志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他是院党组书记。我那时还真不知道，院党组书记是个多么大的官。这样，我认识了劲夫同志，他也认识了我。那以后，我多次蒙他照顾，但因为都不是在中关村，就不在这里写了。

还有一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1956年，梅先生率京剧团访问日本，在东京公开演出，我作为华侨代表到机场欢迎，又陪同团员一行乘车前往宾馆，以后梅先生的每场戏我都去看了。在这次的机会，我认识了梅葆玖和梅葆玥，他们得知我将回国，就要我回北京后到他们家坐坐。我把这些当作客气话，回来后哪敢真去梅府拜访？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先生到中关村礼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我当然也去观看了。他的那场演出太让中关村人感动、感激了。孰料这竟是梅先生的最后一场演出。可以说我是跟梅兰芳先生有点缘分的特殊戏迷吧！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位是胡耀邦同志。1975～1977年，耀邦同志担任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期间，为中关村人解决了许多切身问题，即所谓的“五子登科”。第一，“帽子”的问题。中关村的科研人员有的遭迫害，有的下放了，他都为他们平反，让他们归队。第二，妻子的问题。两地分居的，他把他们一起调回来。第三，孩子的问题。能安排工作的，他尽量为他们解决了工作问题。第四，房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关村每个单元的家家户户都挤进了好几家。我在44楼的家就挤进来了另外两家。三间屋，一家占一间。一个小厨房，放进三家的蜂窝煤炉，做饭时三家必须轮班进厨房。后来，他在中关村盖了一些房，调剂了一些房。我就是那时搬进了新盖的808楼的，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第五，炉子的问题。他搞来一批煤气罐，建立起灌气站，给中关村人把蜂窝煤炉换成了煤气灶。这大大解决了燃气问题，节省了我们的劳力和时间。我真怀念我们的耀邦同志。

希望

你看，我在上面写的个人印象里，好的几乎全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坏的几乎全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的。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好。其实，我还真不愿意那个计划经济再回来。中关村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是中关村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关村人必须要努力去适应这个趋势，并且在这个转变中锻炼、提高自己。现在，人们一说市场经济就想到钱。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钱”字就概括得了的吗？汶川大地震告诉了我们世上还有比钱更宝贵的东西，北京奥运会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这就有了一个让中关村人找回自己从前的价值观的机会。中关村的老人，像我这样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回到祖国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所说的中关村人几乎都是三四十岁的人，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总希望现在的中关村居民不要忘记当初建立中关村时的人们的期待，一个新文化的、厚德载物的、进步包容的中关村。

本文摘选自刘源张著《刘源张自传》，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管理就是改变不良习惯》文摘在科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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