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多又出新书了！这次他从科学史走进了科学思想史，走进了东西方科学思想的比较，难能可贵。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Pomeranz，1958—）在他的学术名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探讨的所谓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于公元 1800 年起超越了东方的中国，他认为其中的基本驱动因素和相关条件就是技术发展状况、地理环境、资源、人口数量和密度等，而新技术的出现和使用，使得这种超越成为可能。这些新技术的产生离不开 16 世纪从西方开始的科学进步。而科学的进步就来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对古希腊精神的批判性思维，来自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思想的批判。

科学文化是人类现代社会发展至今最重要、最核心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文化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对中国的科学发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是这样写的：“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最早从科学思想上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做出反思的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主张整理国故。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的毕达哥拉斯、中国的柏拉图、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阿基米德。老多的《中国人的故事》就是试图通过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科学思维，探讨是否有过中国的毕达哥拉斯、中国的柏拉图、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阿基米德，并且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对这种科学思维的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都是什么。

从国故中整理出科学和非科学的思维因素，不是一个小工程。就像我们搞地震科学研究，离不开对地震发生最基本的客观原因的了解，要了解国故中的思维，就要回到国故产生的时代，客观地去了解产生国故的时代因素。在《中国人的故事》里，心静如水的老多把模模糊糊、让大家感到云里雾里的国故一桩一件地梳理清楚，古人思维中的科学和非科学因素也就清晰可辨了。比如，人们很喜欢背诵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等那些两三千年前的诗句是谁的作品，因何而作，可能很少有人深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关雎，后妃之德也……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和他的后妃的诗。“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是“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是那个时代的批判性思维。还有国故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易经》，老多从《易经》究竟是什么，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原因，以及千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学者对《易经》的解读和评价等，让大家对《易经》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其中的科学和非科学因素也就清晰可辨了。

读老多的《中国人的故事》，不但可以让读者大开眼界，而且会很自然地、更加清晰地认识和了解国故，这对读者是十分有益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老多并非好炫耀学问、好为人师之人，他的《中国人的故事》里没有结论，只是希望读者多思考，自己去做判断。科学就是来自思考，来自自己的判断。老多的这些思考，提供给读者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的视角。

陈运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20 年 4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