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本科时的老师Y教授因病去世，我在外地出差，在法律博客上看到有学生回忆他，才知道他走了。登录其所在学院的网站，看到学院已经静悄悄地在师资队伍的简介里去掉了他的名字，但是讣告竟然没有挂出!前几年，我并不熟悉的管理资料室的W老师，退休前自己给大家群发了电子邮件，告知大家自己已经退休，自己在学院工作了20多年，感谢大家支持云云。我收到她邮件后感触颇多，这么一个老职工，如果单位网站出个告示，感谢她多年的工作，既告诉大家有同事退休了，又尊重感谢了退休者，该有多好。学科建设的要点是师资建设，而师资建设，实际是人情与人心的建设。人心齐泰山移，而暖人心的事，要多做善做。现在社会舆论有把教师妖魔化的市场，学校有把教师变成计时计件工的趋势，但知识分子毕竟不是打工仔和机器，而是做着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们也需要尊重和安慰。钱穆说，一个人是否还活着，就看他是不是存留在别人的记忆里。一个老师虽然不会让大多数人记忆犹新，但肯定会在某些学生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真正记住老师的不是学校，而是学生，能够聚拢校友感情的也是老师而非学校。 

    15年前，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读书四年，有幸碰到了不少关心爱护学生的好老师，王宝来老师就是典型代表。 

    王宝来老师1949年6月生于江苏新浦，祖籍山东昌邑，自幼在西安读书，六八届高中毕业，在渭北高原插队3年，在西北修铁路7年。他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后来去北大法律系进修一年，1988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刑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于西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并于1994年晋升副教授，1999年晋升教授。他主讲过中国法制史、中国刑法学、中国刑法史等课程，并被多次评为优秀教师、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2000年11月24日他因游泳溺水在威海去世。他逝世十年以后，由故乡的出版社，由法史学界同仁出版他的资料，让人感到了世事的沧桑与轮回，同时也彰显了史学的人文关怀。 

    我与宝来老师的“课堂”其实只是不到四年的交往。1997年当我为了一篇学年论文去他家里查询一条引文的出处，面对我这个素昧平生自己找上门来的学生，他竟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了半个多小时，令我着实感动。闲谈中，才知我们竟然是西安市一中的校友。后来经常去他家聊天、借书，慢慢互相熟识。先生知识面广博，他常年订阅购买社会、文学类报刊五六种，他待学生宽厚、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又喜爱帮助提携年轻人，具有同情心。他年龄虽大，但不守旧，愿意与学生探讨新事物，因此他的周围总是活跃着一群年轻的学子。 

    宝来老师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硬气”和鲜明的个性，说话直截了当，掷地有声，爱“管闲事”“打抱不平”，这在乡愿气息浓厚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很让人钦佩的。学生眼里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而非“御用文人”，他是学校“忠诚的反对者”，和他接触能听到真话、实话，感受到“真性情”。我想这也是学生们可以向他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时，我们可以聊到深夜。和他的相处中，我知晓他写作教书中的艰辛，也看到一个“老三届”黄牛般的勤奋耕耘，同时了解到在这个转型社会中，他的种种压力。他虽然自己过着清贫的教师生活，但是在学生有困难时却鼎力相助，让人唏嘘不已。 

    宝来老师经常提醒我，即使在某个专业领域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专业之外你永远是无知者。因为你掌握的知识比起你未掌握或根本不知道的知识实在是九牛一毛，不要不懂装懂，自命不凡。正是在他那里，我学到了对知识的敬畏。 

    1998年他邀请我修改一篇他写的会议论文，其实我只是补充了一些材料和修订了一些文字，在文章发表时，他却坚持要我共同署名，这篇文章成为我早期发表的论文之一，当时对我的鼓舞是巨大的。 

    他逝世后，还有很多同学记起、谈论、怀念他。他不仅仅是留下一些著述，而是培养、影响了一批批的栋梁之材。十年来，很多领导、老师、校友都曾给我当面表达过对他的怀念和敬佩，其中冯卓慧教授还专门撰文怀念他。至于我，不仅是十年前受赠他的部分藏书，而且如同他治学的路径，也是先治法史打下基础，而后转入法理和部门法问题的领域。我这十年来做的不少题目，细细想来，竟都和当年与他在小方桌旁促膝谈心相关。 

    今年是王老师逝世十周年，我用纸半张来铭记我们师生的友情，当然，这只是秀才之间聊表寸心的人情而已。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