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但如果把视野从个别学校的创设，放大到一套覆盖全国、分层分类、制度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就无法绕开张之洞。可以说，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近代大学的先行个案，而张之洞，则是把新式高等教育从零散试验推向国家制度安排的核心设计者与最重要的实践者。
张之洞的兴学之路，是从书院改良起步的。1888年，他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广雅虽仍冠以书院之名，却已经跳出传统书院专研时文、服务科举的旧轨，课程兼及经史、舆地、算学，讲求实证与致用，建立起严格的课业考核、藏书、游学制度，成为晚清书院转型为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范本，也为他后来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学堂积累了办学经验。
1893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奏设立自强学堂，校址设于武昌。自强学堂取“自强必先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之意，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科。需要厘清一段史实：自强学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是一所官办近代高等专门学堂；它几经更名、停办、重组，是今天武汉大学最重要的办学源头之一，这一校史脉络学界已有清晰考证，不宜简单表述为直接承袭。以此为起点，张之洞在湖北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高等教育集群：湖北农务学堂发展为今天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演变为武汉科技大学前身。一省之内，农、工、外语、理化、商务门类齐备，不再是单科孤立的学堂，而是初具区域高等教育生态。
1902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创办三江师范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官办高等师范学堂，目标是为全国新式中小学培养师资。按照癸卯学制的划分，后期升格的优级师范属于高等教育序列，三江师范历经三江、两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阶段，是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同的历史源头。在山西，他力主晋阳书院、令德书院合并改制为山西大学堂，使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并称清末三所国立大学堂，推动高等教育走出京津，布局内陆省份。
比起兴办若干学堂，张之洞更大的历史功绩，是主导建立了中国第一套真正落地实施的全国学制。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并未施行。1903年，清廷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修订学制，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正式颁行。这一学制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划定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七级教育结构，明确大学堂、高等学堂、优级师范、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定位、学科设置、修业年限、考核规则。它把普通高等教育、师范高等教育、实业高等教育作为三大并行体系，第一次用国家制度确立了分科教学、专业培养的现代大学范式。此后数十年，中国大学的架构、院系设置、学位理念，都深受这套学制的影响。
支撑整套学制与办学实践的思想纲领，出自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就是广为人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败之后，国内思想界剧烈分化：守旧派拒斥一切西学，维新派中又不乏主张全盘移植西方制度者。张之洞提出的方案，是把经义伦理、家国文化作为人格教化之“体”，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工商管理、政法知识作为经世强国之“用”。这套主张在今天看来当然有其时代局限，却在当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文化平衡点：新式高等教育不必在“全盘复古”和“全盘西化”之间二选一，在学习现代科学的同时，保留中华民族的价值根基。清末民初绝大多数高校，在办学宗旨、课程设置上，都深受这一思路影响。
客观地看，张之洞并不具备现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后世理念；他办学的出发点是挽救危局、巩固清王朝统治，带有鲜明的官僚办学色彩，其制度设计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旧时代的烙印。但评判历史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倒推苛求。在一个教育体系即将整体崩塌的时代，他做到了三件无可替代的事：改良旧式教育，创办一批可演进为现代大学的高等学堂；主持制定全国通行学制，把大学从个别试点变成国家制度；提出一套兼顾文化传承与科学学习的教育哲学，为近代大学提供价值框架。
百年岁月流转，一批名校沿着张之洞当年播下的种子生长、蜕变。今天我们讨论大学建设，强调立德树人，强调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强调融通中外、立足中国。回望张之洞的兴学历程，不是要拔高一位晚清封疆大吏，而是提醒我们：中国的大学从诞生之初，就背负着救亡图强、文明赓续的双重使命。这条始于晚清的探索之路，至今仍在延伸。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张之洞与武汉大学 [J].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10,63 (01):5‑7.
https://ric.whu.edu.cn/info/1006/1801.htm
[2] 王亚飞。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J]. 史学月刊，2024 (03):78‑89.
https://sxyk.henu.edu.cn/info/1014/39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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