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5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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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英国, 气候变化, 复旦大学, 二氧化碳, 丁铎尔中心
包括总部位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国际团队最新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因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9％。上海的复旦大学也在最近成立了丁铎尔中心，与英国方面的合作者保持着紧密联系。
在今天出版的《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上，全球碳项目（the Global Carbon Project）进行了新的分析，显示自1990年（以京都议定书发布年作为基准）以来全球因化石燃料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增加了49％，而仅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5.9％。
在2000－2010年期间，化石燃料释放二氧化碳以年均3.1%的速率递增，这是1990－2000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速的3倍。他们预计在2011年，仍有3.1%的增速。
2010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水泥生产、毁林和其它土地利用在内，将导致总碳排首次达到100亿吨。其中一半的碳将滞留在大气层中，使大气CO2浓度高达389.6 ppm，另一半则被海洋和陆地碳库以大约相同的比例所吸收。
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碳排放曾有暂时的下降，而去年的高速增长是因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富裕国家继续通过国际贸易将其部分碳排转嫁给其它新兴经济体。
对2010年碳排增加贡献最大的国家是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由新兴经济体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贸易由西方国家所消费，由此产生的碳排在一些富裕国家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5%提高到2010年16％。
“自200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接近IPCC预测的高限，这样到2100年将远超2℃的增温。”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教授Corinne Le Quéré说：“可是各国的政府曾经许诺要把全球的增温控制在2℃以内，以避免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更危险的情形发生，比如大范围的水资源危机和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
复旦大学丁铎尔中心负责人之一的Trevor Davies教授指出：“采取行动来扭转这个局面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个分析还强调了西方国家通过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将二氧化碳排放转移到其它国家的份额之中。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正确地理解碳排放的真正贡献者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作者、挪威国际气候和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Glen Peters博士指出：“有些人说全球的经济危机为停止持续的高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机会，但2010年碳排放的回升显示这种机会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合作者之一，来自全球碳项目执行董事Dr Pep Canadell说：“尽管全球经济危机曾帮助一些发达国家达到了他们在《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协议》中承诺的碳排放标准，但是这种影响只是短暂的，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消失。”
2011年12月4日，GP Peters, G Marland, C Le Quéré, T Boden, JG Canadell 和 MR Raupach 在《Nature Climate Change》杂志上在线发表“自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二氧化碳排放迅速增加”一文。
2011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复旦丁铎尔中心，正在开展国内和国际二氧化碳排放与可持续性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政策相关性研究。
这里所报道的是碳的数据，若要换算为二氧化碳，可乘于3.67。
（吴纪华、赵斌译）
扩展阅读：
刊登在英国《自然—气候变化》周刊上的两份研究报告（扩展阅读中的1和2）警告，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加，那么在我们很多人的有生之年，全球气温升幅在世界上部分地区将超过2摄氏度这一“安全”值。英国雷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英国气象局哈德利气候预测与研究中心、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学者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在目前世界上很多人的有生之年，很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气候变化……除非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今后几十年内大幅减少。”这份报告说：“到2030年，欧亚、北非、加拿大的大片地区很可能会经历一个平均气温升幅超过2摄氏度阀值的五年期。这个时标并非那么遥远。”
两年前，工业化国家将气温上升2摄氏度定为避免洪涝、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危险气候变化的最大限值，而一些专家则认为1.5摄氏度的限值可能更安全一些。科学家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全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承诺还不足以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下个月，世界各国将在南非德班召开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但会议似乎不大可能通过一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事实上，在2014年至2015年之前可能都不会出现这样一份全球协议。此次研究发现，到2060年，世界上大部分陆地很可能都会经历一个平均气温比工业化时代以前高出2摄氏度的五年期。报告还说，假如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摄氏度阀值的时间可能最多会被推迟数十年。不过，即使全球气温升幅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而被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部分地区仍然无法避免变暖，而且，即使是在一个略微变暖的世界里，出现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也仍然很大。瑞士苏黎世大气及气象学研究所、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英国气象局哈德利气候预测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者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将是一项挑战。要想把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可能性维持在66%以上，那么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可能需要在2020年之前就见顶回落，并在2020年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至大约440亿吨。这份研究报告说：“如果不能坚决承诺落实减排机制，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前见顶回落，那么很多国家所认同的2摄氏度阀值将很可能被逐渐超越。”
在上述扩展阅读（3）中，关于2度阈值问题丁仲礼院士是这样理解的：
《科学新闻》：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是人类社会所能忍受的最高升温限度，也就是2度阈值。目前全球碳减排的谈判，是为了防止全球气温升高2℃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变化吗？
丁仲礼：我个人认为2℃阈值主要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完全是科学结论。以物种灭绝为例，IPCC指出升温2℃，可导致30%左右的物种灭绝。这个结论是模型计算的结果，依据是实验室对物种的一些控制实验。但研究者忽视了自然界的物种具有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如可以迁徙。所以仅仅增温2℃就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说法值得质疑，至少地质历史上增温后生物多样性增加这一普遍现象不支持“灾难性后果”这种预测。
尽管从科学的角度，2℃阈值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从控制增温这个目标出发，总得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以表明各国政府对增温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从道德层面去理解“2℃阈值”。
扩展阅读（4）的内容全文转载：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日电】发达国家近年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不断提出，“地球升温必须控制在２摄氏度以内”，否则地球将遭遇严重环境灾难，为此，到２０５０年要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５０％以上。这是经科学论证后得出的“地球底线”吗？关于这一问题，国际上还存在诸多争议。
以欧盟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近年提出的“２摄氏度目标”是指相对于工业化前（１８５０年）水平，２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地球最高升温。如果地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２摄氏度，全球遭遇沿海洪涝、饥饿、疟疾、水短缺的人数将大大增加。
八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今年在意大利举行峰会后正式宣布，为控制升温不超２摄氏度，“愿与其他国家一起”，到２０５０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大致是从现在的２７２亿吨减少到１３６亿吨），并且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应减少８０％以上，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必须采取可量化的行动，在确定的年份之前集体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此，不少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者表示不赞同。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发达国家到２０５０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８０％，发展中国家也要减少２０％，那么２０５０年发展中国家总排放量仅为８０亿吨。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许多发展中国家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很高，即使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２０５０年的排放量也会大大超过８０亿吨。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要达到２０５０年仅８０亿吨的排放量，一些发展中国家必须得负排放，这会使发展中国家连基本的正常发展都难以保证。
发展中国家学者普遍认为，发达国家２０５０年减排８０％的目标有可行性，因为他们的能源消费６０％到７０％是非生产性消费。而许多发展中国家６０％到７０％的能源消费是生产性消费。此外，八国集团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发达国家减排的中期目标，即２０２０年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排４０％避而不谈，只对２０５０年的远期愿景热情高涨，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试图避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想用“２摄氏度”的帽子把发展中国家也“框”进来，违背《京都议定书》不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进行量化的规定。
扩展阅读（5）转载部分相关内容：
文汇报：明年，《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就将到期，现在看来，全球并没有实现签署《京都议定书》时把气候变化控制在2℃内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您怎么评价这一协议执行的效果？
穆勒：《京都议定书》只是让工业化国家做出了承诺，也就是所谓的“NX1”国家(发达国家)条款。的确，工业化国家造成了今天的全球气候问题，它们必须迈出探索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迄今为止，《京都议定书》规定了15年的期限，从1997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它完成了工业化国家减少5%碳排放的任务。问题在于，非工业化国家，亦即“NX2”(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有非常巨大的碳排放增长，这些增长量大大超过《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发达国家的排放减少量。所以，问题就是，全球范围的碳排放量仍旧在增长，19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量少于1%，但是现在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新兴经济体正在赶上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是要指责新兴经济体国家，它们的人均排放量仍旧低于工业化国家，但是，问题在于目前这个体系不可持续，我们需要一个后续的协议，将新兴经济体整合加入到减少排放的行动中来。
文汇报：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京都议定书》，因为它是缔约各方高度政治意愿的产物。政治意愿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但是政治意愿只是让大家坐到一起来谈，而并没有就此带来一个实质性行动的结果。“后京都时代”会出现怎样的继任者呢？您对此有什么样的预测？
穆勒：我对此非常悲观。不仅是我，大多数观察者都是如此。原因在于，如果我们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一些人提出再延续10年或者15年，如果这只意味着发达国家仍旧减少5%的排放量，那么它并不能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这些国家的确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但是新兴经济体排放量的增长很快；当然，新兴经济体也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因为它们仍旧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这就会陷入一个僵局。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开始，到去年的坎昆、今年的德班，大家一直都在努力。《京都议定书》明年就将到期，至今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妥协。有人说，我们不会达成一个成功的协议了，只能寄希望于每个国家各自的良好行为。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不会带领我们实现共同的承诺，让气温降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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