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文明之光（59）：

学术创新的语言困境与“发展语言学”的构建设想  （人文社科版）

——学术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创新    语言演化与动态发展的动力

杨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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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信息文明之光

语言，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现代英语，也无论是当今世界人们所正在使用的哪一种语言，都是对人类过往经验的记录与表达的思维形式，是对既有世界——已知世界和现实生活的描述工具和交流手段。

于是，语言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使用语言的人们“约定俗成”的历史产物，语言的功能是对历史的记录和对现实的表达、描述与把握。因此，语言的本色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同时也是守成的和保守的。

创新则是一种对未知的新境界的探索，同时也是对一个未知的新世界的构建。

于是，创新是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是“前无古人的”，因此，创新的本质是开创的，超前的。

在人类进行各方面具有创新意义的智力活动中，学术思想创新和文学艺术创新无论是对其创新过程的描述与记录还是对其创新成果的总结与表达，都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语言这一思维形式与表达工具。

这样，就先天地决定了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这两个领域的创新必然泾渭分明地划分为两个层次——特定语言现有表达功能限度之内的创新和超越该语言现有表达功能限度的创新。

鉴于语言先天具有的守成性和保守性，在语言现有表达功能限度之内的创新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创新”，而超越现有语言表达功能限度的创新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创新。

这就是说，在学术思想创新和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如果创新者遭遇到“难以言说”甚至是“词不达意”的语言困境，我们就有必要对自己所进行的创新做一创新层次分析，看其究竟是一种“在语言现有表达功能限度之内的相对意义上的创新”，还是一种“超越现有语言表达功能限度的绝对意义上的创新”。

如果是一种“在语言现有表达功能限度之内的相对意义上的创新”，便说明阻滞于语言困境之中的创新者的语言表达和表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适应这一创新的实际需要。而如果是一种“超越现有语言表达功能限度的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则说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需要创新和发展，以适应语言实践，首先是与学术思想创新和文学艺术创作具有紧密内在联系的语言实践的现实需要。

这就是说，创新，即创造性的工作，无论是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想创新还是文学艺术领域的文艺创作创新，当这一创新达到一个具有一定高度的境界时，就必然面临一个超越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创新之外的新问题和新障碍，这一新问题和新障碍就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创新与表达这一创新的语言形式的矛盾。

譬如上文中出现的“学术思想创新和文学艺术创新”这一现代汉语短语，为了表达这一短语所无法表达的“学术思想创新与文学艺术创新对思维形式和语言表达功能所具有的共同的现实需要”以及由于这一现实需要所形成的理论上的内在联系时，是否可借用英文的构词方法，表达为“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创新”这种目前并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表达形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本人在专业研究中经常需要使用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知识时代”、“知识社会”等概念和相应的名词与术语。可是在表达既含有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因素，又具有某些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特征的由信息社会初级阶段被称之为“信息社会”的社会形态向作为信息社会中级阶段的知识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却没有相应的名词和术语来准确地表达这一理论概念。为了能够准确表达这一理论内涵，我经常借用上述这种英文造词法，将其分别表达为“信息-知识时代”和“信息-知识社会”。当然，这种对英文造词法的借用，目前还有待于现代汉语和相应语言规范的发展实践的认可。

当代中国是一个历史内涵无限丰富的社会形态——既包含大量的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的历史遗存，又在逐渐衍生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历史要素，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乃至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的时代要素也在迅速生长，这样，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文明历史形态——信息文明业已在事实上，即在社会实践上启动了信息文明建设的历史实践。如何运用一个众所公认的简洁明晰的概念和相应术语来表述和概括当代中国这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形态显然是目前的现代汉语所难以承受的历史之重。

另如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些建立在物质资源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形态，究竟应统称为“物质文明”还是“物质型文明”？若统称为“物质型文明”，是否有文字过于冗繁之嫌？而若统称为“物质文明”，显然又有与目前在传统思维定势之下的语言实践，尤其是日常口语实践中的“物质文明”相混淆之忧。

再如本文提示中所出现的组合名词“信息-知识-思想资源”，就是本人为了具体地展示信息资源作为人类的智慧资源和人类社会的精神资源的不同层次的信息资源内涵而借用英文的造词法所生成的术语——专业学术名词。为了能够在学术创新实践中充分而准确地表达和揭示本人的学术思想，目前我别无选择。至于这种借用外文造词法所生成的现代汉语组合名词和专业术语究竟能否为当下的专业同行和现代汉语研究界所认可与接受就不在本人的考虑之中了。

一个清醒的学者，决不会因噎废食，削足适履，囿于语言学的某些已经落后于语言实践的所谓规范而停下自己学术探索的脚步。至于这些探索的成功与否，学术价值几何，则只能将其交付当下的语言实践和现代汉语的未来发展实践去做历史的和实践的检验，而决不可囿于现有语言的局限而畏首畏尾，患得患失。

类似的情况还有，建立在信息资源这一具有精神属性的资源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究竟应称之为信息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精神型文明？

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创新与表达这一创新的语言形式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所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语言困境曾令我困扰不已。在这种语言困境的长期困扰之下，我不得不进行语言学理论上的反思。

语言不但是人类思维的形式和表达思想实现思想情感交流的工具，在人们创新性的思维深度超越了现有语言承载和表达能力的情况下，这一思维的形式和思想感情的表达与交流工具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限制和束缚人们进行有效思维和表达的精神桎梏。

于是，这一反思就得出了一个学术结论，一个这样的学术结论：

为保持语言的生命活力，使其能够有效地发挥其作为思维形式和表达与交流工具的现实功能，语言必须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伴随语言实践和学术创新的现实需要而不断发展，以便与时俱进地不断深化与强化其功能。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对语言的发展实践进行具有当今时代历史高度的理论总结和理性指导。

这一语言学新的分支学科就是“发展语言学”。

发展语言学应该是以人类语言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分析人类语言形成、发展、演化与嬗变的各种影响因素，总结和描述人类语言的形成、发展、演化与嬗变模式与规律，预测语言未来发展与变化趋向、模式、相关影响及应对措施的一门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的专门学科。

在此，有必要对发展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做一简要辨析。

普通语言学是综合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一门以人类一般语言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特征、发展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这样，“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便构成了这两个语言学分支学科共同的研究内容，形成了这两个语言学分支学科在研究内容上的交叉。

如何对待“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这一共同的研究内容，这两门学科无论是在学术视角上还是学术地位上都是不同的。

从学术视角而言，普通语言学是用一种宏观的视角对“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进行全景式的整体把握与静态描述。而发展语言学则是用一种相对微观的视角对“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进行渐进的和累积式的动态分析和具体描述。

从学术地位上看，对于普通语言学来说，“人类语言的发展规律”仅仅作为该学科多方面研究内容中的一个地位并不突出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对于发展语言学来说，则是这一专门学科的主体内容。

为全面落实发展语言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功能，发展语言学不但应该有进行人类语言形成、发展与演化一般规律的总论性的研究，还应有自己的分论性的研究和相应的分支学科，如（现代）汉语发展语言学、（现代）英语发展语言学等。

这样，作为发展语言学的重要学术功能和社会任务的“系统研究分析人类语言形成、发展、演化与嬗变的各种影响因素，总结和描述人类语言的形成、发展、演化与嬗变模式与规律，预测语言未来发展与变化趋向、模式、影响因素及应对措施”，对于人们语言实践的现实需要，尤其是上文所述的那种为突破现有语言功能的局限，实现绝对意义层次的学术思想创新和文学艺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

如果用反证法和逆向思维的方法作深化一步的思辨，我们更能够得出以下这一理论认识：

人类语言实践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现实需要，尤其是与语言应用实践紧密相关的学术思想创新和文学艺术创新对突破现有语言局限的现实需要，是语言发展、演化与嬗变的最重要的现实推动力。

参见：杨文祥《谈汉语“同词异体”现象及处理》，刊载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9，10，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