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我赴法攻读博士学位时，身边多是 70 后同学 —— 我们这代人承接了 60 后与 80 年代初的群体，共享着相似的成长脉络与时代记忆。彼时，欧美实验室的华人数量仍然屈指可数（某种意义上，这倒成就了一方专著科研的‘世外桃源’，少了许多无效社交的纷扰），而 21 世纪初的中国科研基础（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学术积累）都相对薄弱。在国外做研究，难免会感受到隐性的轻视，这种 “三等公民” 般的微妙处境，反而成了刺痛自尊的催化剂。我相信，每一个在海外拼搏的科研人，内心都怀揣着 “学好本领、为祖国争口气” 的执念。即便实验室明令禁止周末工作，我们也常与实验室主任 “躲猫猫”—— 多跑几个样品、多攒一组数据，周末的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大多是华人、少数印度裔与阿拉伯裔学者。

      那时我常调侃法国人：“上中下午各三杯咖啡，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以工作量论，我一个月的实验产出似乎能抵得上他们一年。当然，科研绝非单纯比拼 “体力”，方法论、思维深度与创新视角才是核心竞争力（后来亦渐渐懂得，法国人在咖啡香里的松弛感和交流，未必不是另一种科研智慧-身心的彻底舒展，往往能催生灵感的迸发）。但在实验科学领域，没有扎实的数据积累（工作量）做支撑，一切设想都只是空中楼阁。当年我就笃定：我们超越法国同行只是时间问题 ——20 年过去，现实早已印证了这一判断。如今，60 后、70 后与 80 年代初的科研群体，大多已成为中国科研的中流砥柱，推动着完整科研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不得不提的是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学者。尽管人数有限，但其中许多人在海外学成后归国，以扎实的学术训练与深厚的专业功底，成为中国多个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然而，受限于时代条件，这一群体规模过小，如星星之火，虽然点亮了科研的火种，难以全面拉动整个国家科研水平的跃升。50 后学者则因特殊历史环境，学术背景与能力参差不齐，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呈现出复杂的面相，难以一概而论。

       反观 80 年代后期、90 后与 00 后群体，他们成长于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期。尤其是 90 后与 00 后，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从小在家庭的 “全流程保护” 中长大，部分人在主动探索精神上有所欠缺，更习惯在虚拟世界中寻找价值感。这也难怪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年轻一代的 “吐槽” 此起彼伏 —— 时代土壤孕育特定的成长轨迹，而他们的导师辈（60 后、70 后、80 年代初）却经历过截然不同的奋斗岁月，对比感极其强烈，还好我慢慢把自己的心态调回来了，孔子讲“君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去年，我的法国导师曾私下感慨：“如今中国的年轻学生，比你们那几代差远了，像极了法国的Z时代，只想着娱乐享受。” 加上智能手机与 AI 工具的诱惑（我称之为 “终极注意力杀器”），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对此，我虽心有戚戚，却只能报以苦笑 —— 或许，这就是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吧。但未来的社会终究要由这两代人主导，他们也必将承接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挑战。此刻，忽然读懂爱因斯坦、费曼等顶级学者 “躲学生” 的心境：与其耗费大量精力指导主动性不足的学生，不如沉心阅读文献、钻研专著，在知识的纯粹世界里寻找智性的愉悦。

       以上碎思，无意臧贬任何代际群体。真正祈愿的我们国家可以营造最好的的科研土壤、氛围和文化，让主动和勇敢求知的新一代能够找到自己的心灵乐园！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命运轨迹和宿命。但万物运行自有其规律：种因得果，唯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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