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城镇化

蒋高明

我国城镇化加速只有短短30年的历史，期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世人称奇。目前，有关部门统计的城镇化率已达51%，而就在不到10年前，许多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时，常用的数字还是8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后来稍微准确一点用的数据是70%。城镇化人口由改革开放初的20%，迅速增加到51%，这个速度超过了历史上许多城镇化国家。

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以城市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中旬，我所在的山东省临沂地区，其行政编制还是地区。当时全临沂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连临沂也不叫城市，县城更不能称城市。而到80年代末，山东大部分行政公署改为地级市，部分县则改成县级市，实行市管县。其中，临沂地区的日照县独立出去，成了地级市，与临沂市平起平坐了。从那之后，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城镇化提速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上世纪人民公社社员所理解的城里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农民对城市也是这样向往的。当年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那些来自农村的部队干部，一到大城市就换了农村的原配夫人，就是经不起城市美女的诱惑。楼房、暖气、抽水马桶、交通道路、公园等等，城市里有农村人永久的梦。小时候，村里谁能够到一趟济南那样的城市，回村后总有使不完的吹牛资本。花园是农民对城市公园、动物园的称呼。在农村人眼里，城市人就是生活在花园里面。

中国城市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1万公里发展到现在的25万公里，增长了22.7倍。越来越多的自行车变成了私家车，公交、地铁、城铁、出租车，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缩小了生活半径。从沿海到内陆，学校、医院、文化场馆、高档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市不断扩大。先是那些靠近城市的郊区农民变成了市民，后是进城拓荒的农村大学生或复原军人变成了市民。中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从1959年底的12.8万公顷增至2008年底的174.7万公顷,农民心目中的花园更大了。他们跃跃欲试，都想尽快成为其中的一员了。

所谓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各工业化国家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这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镇)里，另外一半除了生产自己消耗的食物外，还要为另外一半生产保命的食物。在农业社会，人的主要精力用于生产足够多的粮食，即生存是第一位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生产食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庄稼需要的水分、养分甚至病虫草害，都可以通过科技来解决，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从事农业，多余的人口开始涌向城市。就连没有城市的地方开展建造城市，如深圳就是在一个小村庄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

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成为大都市后，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行了30多年，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依然有专家嫌速度慢，他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比美国落后了整整1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这还是按照国家统计局52%的标准进行比较的。真这不知道落后100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2002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张，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3%，比2002年上升12.2%；城镇人口为6.9亿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亿人；而乡村人口6.56亿人，减少1.26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装进了大小不一的城市(镇)里，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现有城市657个，建制镇19410个，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伴随着人群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也迅速扩大，城市群、都市圈在中国版图上不断出现。

为了规范城镇化建设，国家进行了具体的指导。据中国经济网2011年1月7日综合消息，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1]。业界普遍认为，房地产与城镇化密不可分，城镇化或将引领中国地产的新格局。这个《规划》由发改委牵头，包括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共同参与，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与健康的城镇化不和谐的声音是，我们发展了多年的城镇化，竟然是以房地产建设为龙头的，是摊大饼式的城镇化。怪不得政府、开放商、连侵占土地的村庄的干部对城镇化那么热心，这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隐形利益链。无序城镇化造成的后果是，城区面积过大，畅通的交通、纯净的空气和水资源、优质的教育医疗条件和充足的就业机会，很难随着城镇化同步增长。相反，各式各样的城市病开始发酵，乃至有人选择离开大城市，逆城镇化悄然出现。不仅那些生活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就连已打算在城市里买房安家立业的所谓中产阶级，也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压力——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等各方面受限；供养房子，不敢轻易换工作或者旅行；怕生病，挂号很难，担心丢了工作。

环绕着北京市的河北省，将房地产作为重中之重发展，由此带动了燕郊、香河、固安等几个围绕北京的著名城镇发展。然而，这些城镇是为北京的打工者提供房屋销售和出租服务的，并没有形成依靠北京大都市的支柱产业，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睡城”。一到燕郊，到处都是争着售房中介派出的“房托”。白天整个社区悄无一人，晚上又涌回大量的进京务工者，这些城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提供睡觉的场所。那些来自农村打工者为“睡城”贡献了大量的财富，但很难融进他们梦寐以求的北京，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2012年，北京市新增人口50.7万，增加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住房、车辆、餐馆、学校与医院。总人口超过北京的上海，2012年前9个月即增加常住人口23万。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巨大的城市病开始暴露，交通、污染、治安令人头痛，高房价已成为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北京雾霾的出现，彻底暴露了当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在环境容量上是不可持续的；超采地下水，造成北京形成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的下沉带。2012年7月21日，北京一场大水就淹死77人，暴露了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特点。

2013年1月北京的晴天只有5天，其余的天气以雾霾为主，即使到了4月下旬，雾霾依然不断[2]。而在往年，这个季节是大风和沙尘暴肆虐的时候。北京被高楼大厦包围，过去空气流动畅通，而今则除非有大风才能够流动；北京的道路上塞满了汽车，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污染物，直接进入了湿润的空气中，形成了严重的雾霾。60年之后，当年伦敦烟雾事件在北京重演了，伦敦那场烟雾一周内夺取了1200人的生命。治理北京雾霾，技术上已经无能为力，完全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只有刮风、下雨或下雪才能将污染暂时转移出城市。

韩国在其快速城市化的1975年至2005年期间，农业人口减少了76%。但是，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只好向城市迁移。进人城市后，由于没有良好就业和公共服务环境，只好集中居住在破陋的棚户区。印度城市贫民窟的形成，也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比如，孟买世贸大厦旁边一片贫民窟，是当初参与大厦建设的工人居住的地方。政府控制房租导致出租房缺乏，也在客观上造成贫民窟蔓延。孟买已经15年没有建设新的出租房，当800多万人挤在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里时，孟买却有40万套住房空置。巴西的大城市里也充满了大量的平民窟。当越来越大的缺乏教育和劳动技能、只有微薄资产甚至赤贫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时候，政府如果不能为之提供基础性的教育、职业培训和医疗保障，不能提供安全饮用水、食物、卫生设施，贫民窟的迅速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城镇化的关键是什么？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是谁来种田的问题。在13.4亿人的中国，在耕地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国，在农田基本设施基本荒废的中国，靠少数人养活多数人是否可行？对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来说，是从事什么产业来养家糊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城镇化最终不是流于形式，就是导致大范围农民陷入在更深的贫困状况中，或造成城市中大量贫民窟出现，社会也将形成更加不平衡的贫富悬殊现象。但愿中国能够接受印度、巴西的教训，执政党要对盲目扩张的城镇化保持清醒的头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12.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http://ghs.ndrc.gov.cn/ghjd/15xtfz/t20060324_64220.htm

[2] 2013年1月北京的雾霾天气多达25天，多个空气质量监测点数次出现了PM2.5值“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