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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之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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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之前言
蒋高明
决定写这本书是2005年7月某天的事。那天，笔者和好友，《大众日报》资深记者刘同贵一起登上了内蒙古正蓝旗的最高点――敖包山，那是蒙古牧民虔诚敬仰上天和缅怀先民的圣地。下山后，我们放下了“严肃”，很随意地走者，聊着。一路上看到很多人工种植的獐子松幼苗，被无情地掩盖在浓密的灌丛和草本植物中间，还可以看到人工浇水的痕迹。敖包山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在正蓝旗境内的最东端，因为土壤是沙质的，水分利用效率高，那里甚至还有密集的白桦树林分布。“为什么人类不去种树的地方长出了森林，而人工花费大量金钱和气力反而种不活树呢？”同贵向我提问的这些问题，也正是困惑我多年、呼吁了多年的问题啊。
要回答他的提问，我的话自然就多了起来。我给他讲了很多我思考很久的想法，重点是我们在正蓝旗所做的试验。我告诉他自然力在我们的试验地得到了最大的发挥，自然生长的草原被内蒙古草原勘察设计院的专家感叹为“开天辟地头一回见过这么高的草”。我同时告诉刘记者，我在有关媒体上发出了不少呼吁，尽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做法依然还在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我行我素”。
1997年8月，笔者第一次随中国科学院考察团，从东北中朝边境向西行驶，抵达二连浩特中蒙边境，行程3000多公里。那是笔者第一次接触草原，从此，与草原打了十年的交道，今后还要长期和草打交道。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笔者看到草原上造的林，年年长不大，死了一批又种上一批。至今在同一个地点，已经种过五六茬了。
“草原无树，这是自然的规律。”生态专家们私下里议论的时候，经常理直气壮地这么认为。然而，奇怪的是，当着记者采访，尤其是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时，那些专家的声音立刻又软了下来。因为，谁也不愿说出真话，得罪林业部门的人。那个时候，“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及“京津风沙源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者。
既然有问题就得反映，这样才能对国家有用，笔者建立了这个信念之后，就去草原、荒漠收集证据。2000年后，中国科学院在内蒙古开展了具体的恢复试验，仅仅两年后，人工恢复和自然修复效果出现了强烈的对比，自然恢复效果远大于人工造林(其实我们造的林也都死亡了)。我们是否走向了造林偏执？这样的问号在笔者脑子里越来越大。五六年来，笔者撰写和记者采访的反对草原造林、提倡自然力恢复的几百篇文章出现在个大媒体上(见本书附件)，仅2003年，我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十多篇反对在草原造林的文章。这里，特别感谢《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绿岛”环保组织发起人张可佳女士。在中国青年报社的一次应邀做的沙尘暴专题论坛上，笔者认识了张老师。
“把它写成书吧，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发现”。同贵老友这样建议我，并答应帮我去找出版社。围绕草原恢复编写一本书的想法就这样形成了。
然而，形成这个想法之后的进度就不大了，主要原因是我心里没底。毕竟原来写的许多文章都是分散的，不成体系，且有重复的成分，重新写作需要费很多的时间。且中国科学院实施创新工程后，对科学家的要求是发表国际SCI文章，出版图书以及发表中文的东西是不算绩效的；再加上谈了几家出版社，都是非常专业的，又要大笔的出版费，我自己就没有信心了。因此，对于该书也就一拖再拖了。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汪永晨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易生研究员都询问过该书的进展情况。我感觉到如芒在背，有些对不起热心好友的感觉。
相遇长江文艺出版社资深出版人刘硕良先生加快了该书的进程。5月11日，笔者正在中科院植物所我的办公室里接待清华大学8名本科生的来访，《人与自然》的两位编辑宋玉淑和张翠萍闯了进来。我没有和她们相约，原来也不太了解该杂志，初看封面还以为是中央电视台赵忠祥办的呢，因为他主持的《人与自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知名度。仔细翻阅里面的文章，看到了葛剑雄的文章，眼睛一亮，再看主编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刘硕良，不禁对该刊物肃然起敬了。后来，在两位编辑的“撮合”下，我幸会了刘先生。话很投机，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遂向先生吐露我心中的那本书。思维敏锐的刘先生立即觉得这是件大事，当场建议我来写，他来出版。为了坚定我的信心，老先生还捧出了他出版的几部大作，其中还有童燕生翻译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文学味道最浓烈的那种。我自惭自己的作品不是什么艺术，但还是坚信拙作里有科学的成分，书里表达了那种为国家节约上千亿无效费用的冲动。
书很快写成。为了赶进度，一段时间我的手臂都疼痛，贴上膏药再写。加上长途开车奔跑在山东、北京、内蒙之间，事情繁多，只好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来写，也就不顾什么手疼了。文章初稿写成后，我请了几个在京的学生帮忙润色，修改错别字，尤其是参考文献。尽管是科普作品，我还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来完成，一些提法必须有出处，找文献占据了该书较大的工作量。
然而书写成了，出版社那边出了问题。后来和刘硕良先生通话才得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谨慎态度，不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书中的许多观点与现行做法有些冲突。书只好搁浅了。时间到了2007年2月，笔者在《新京报》上的文章《秸秆发电意义重大》引起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阎翔编辑的注意，他来信询问有没有相应的成果在该出版社出，我就自我推荐了那本搁浅的书。阎编辑看完书后，很快给出版社报了计划，批准出书。
世上的人们，包括当今最聪明的科学家在内，从出现在这个星球上，到他离开这个星球为止(实际上他并没有离开，只是换了一种形态而已)，有四个问题恐怕是根本无法弄明白的。这四个问题就是：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什么时候结束？空间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到什么地方终止？物质是从那里来的，再到哪里去？能量是从哪里产生的，在哪里消失？这四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即能量的来源问题，令提出了万有引力的牛顿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像不出“第一把力”是谁来推动的，于是想到了上帝。笔者在书里所揭示的一些问题，远远没有上面的哲学或科学问题复杂，甚至有些是非常简单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内，不存在上述四个问题，科学家基本明白了一些具体过程。无为而治早在春秋期间的老子就提出来了，自然恢复本身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发生着。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浪费了国家的大量经费。学者们争论不休，不讲真话，将简单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原因是什么？本书对这些问题做了“无情的”剖析。
笔者长期奔走相告的是将发现了科学规律告诉决策者，用刘同贵的话来说，我是在“向权利诉说真理”。决策的“策”字最早是与竹有关的，是回答上面提问用的。那时的大臣们不小心说错了，是要杀头的，严重的还会满门抄斩甚至几门抄斩，于是古代的大臣们就把要汇报的内容写在一个叫“策”的竹版上，皇帝竟开恩他们这样做。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建议总是人提出来的，但拍板的总是一个人，两个人拍板的事没有听说。虽说“英雄所见略同”，但总是一个小英雄服从大英雄，绝对的“同”是不可能的。什么集体负责，恰是为不负责找借口，“文革”中屈死的那些人找谁负责呢？“策”是不关键的，关键是“决”。在古代制度下，正直的有良心的文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汉无张良、陈平等人的高招不可能成功。亡国的时候，总是“决”不起作用了，或者不让人家“策”，那些文人只好装着满肚子的学问等待新主，孔子的后代就带着祖宗的学问，去给首先对暴秦发难的陈胜当谋士去了。一个人错了，又不听别人正确的建议，不吃亏才怪呢。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众人之言，莫衷一是。决策对了，皆大欢喜，大唐盛世如是也；决策错了，皆大倒霉，几亿人跟着一个人发疯，几千万人为此丧命，都因为一个人的决策错误也。历史不得不读，教训不得不吸收。笔者书中揭示的内容远没有古人那样的政治风险，更况现在毕竟是科学昌明的盛世，因此也就幸运得多了。然而，既然是“诉说”，就必须耐着性子，要说服人家，就必须有科学的积累。这就是我在附件中，罗列了一些与本书看似无关的一些纯学术论文的原因。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逐步澄清我国生态建设中的若干是非问题。因为道理毕竟是越辩越明的。
2007年7月20日出版的《科学》，在其全球科学新闻(News Focus)栏目中，以3页完整篇幅，现场报道了我们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进行的连续5年沙尘暴治理试验效果, 题目是《Getting at the roots of killer dust storms》(从源头控制沙尘暴杀手)。作者为该刊资深记者、《科学》亚洲区新闻中心主任Dennis Normile。文章发表时同时附6幅图片。《科学》对我们的报道，因为代表了该全球知名刊物观点，算是对我们多年辛苦工作的一种承认吧。不过，我心里清楚，这离成功还差得很远。
非常感谢葛剑雄老师和曹保印编辑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做序。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Historical Geography（《国际历史地理学报》）编委，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曹保印是《新京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评论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就发表过千余篇文章，著作和主编了十余本图书，曾主持“人类该不该敬畏大自然”的媒体讨论，在海内外引起反响。他们的序言为本书增加了份量。他们的序言为本书增加了份量。我的博士生苏华负责与出版社联络和参考文献整理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看到的不是当时的自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方明白当年孔子的感叹是多么的无奈。感觉到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头绪很乱很乱；有时觉得需要停下来各种无聊的应酬和没完没了的“爬台阶”，安静下来，好好想想。想想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人。
蒋高明
2006年10月17日初稿完成于泰山
2007年8月11日定稿于北京香山
环境问题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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