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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地区不宜大规模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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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地区不宜大规模造林
蒋高明 本文发表于《科学决策》(11): 40-42, 2005
生态建设的误区
荒漠化是世界性的难题，难就难在荒漠化是因人而起，治理时如果不减少人的生存压力，自然的恢复潜力就不能实现。目前，国家为治理荒漠化所投入的巨额费用逐年增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重建设、轻保护"。有关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退化严重的地区得到的治理费用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只能得到少量或得不到经费。“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自我维持能力的考虑，这样一来，没有破坏的地区紧跟着发生退化。治理费用使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
第二个误区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大面积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治理沙尘暴仅仅靠"挡"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出路应该是用草去"捂"住源头的沙尘。沙地草地原本就是长草的，只是人们放养了过量的牲口压制了草的生长。一旦草原恢复"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植物强大的根系就会把沙尘类物质"严严实实"地固定在"源头"上，还可以大大提高雨水、雪水的利用效率，减少干旱的影响，虫鼠也不会成灾。
最近，英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干旱区造林不能帮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蚀；树木长长的根系反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树叶和树根会大大增加水分蒸发面积，造成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远多于自然植被。这一观点，国内科学家早就在各种场合下提到过，如中国科学院已故黄秉维院士就形象地将干旱区造林比喻成“抽水机”，可惜这些科学道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个误区是信奉人定胜天，忽视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那些治理难、成效不显的“硬骨头”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压力，让自然去修复。即使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地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因为那些戈壁和古沙漠上有一层天然“面膜”，只要我们不去碰它，就可以保护土壤不被风吹走。人类要"善待沙漠"，果断停止“向沙漠进军”。沙漠如此，自然环境条件要好得多的草原与沙地地区，“人退”后的恢复效果就更好。
为什么三北地区不能大规模造林
“三北防护林”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被列入了世界吉尼斯记录。25年来，中国用了数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有一定的收效，但整体上用造林的办法很难遏制土地荒漠化扩散。如近10年来全国草地荒漠化面积每年以2.6%的速度扩大，内蒙古年增荒漠化面积860平方公里，说明该项目很难在根本上有所建树。
中国的版图大部分是被草原覆盖的，草原覆盖率占41%，森林为14%。我国这一生态背景决定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的。能够分布森林的地区集中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而正在实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横跨东北、华北、西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0个县(旗、市、区), 占国土面积的42%。其中内蒙古草原地区有土地110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11%。这些地区更广阔生态背景是干旱、半干旱区中的草原、荒漠，只有南部山区和干旱区的局部(高山阴坡、河流两岸等)地区才能够生长森林。
在年均降水量低于350毫米(黄土高原地区450~500毫米以上才能分布森林)的地方，造林必须付出消耗地下水的代价，并付出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且依然不能摆脱人工林成为“小老头树”的命运。实际上草原地区的造林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某盟建国以来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左右，那么，造的林都到那里去了？近十年来，笔者年年赴内蒙出差，所见人工林依然以幼苗为主，可见是“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林”。
在那些不适合造林的区域，人工林大片死亡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在宁夏，我们沿途看到许多“三北防护林”成片死亡；准备用来造“灌木林”的“树”坑挖好了，灌木没有种活，却破坏了天然草原植被，还形成了新的“风蚀坑”。由于普遍种纯林，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
实际上树木能不能活，当地的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群众明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他们的声音反应不上来；二是上面要他们种；三是种了有好处。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 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得死么，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项目，连“二把手”都摊不上，承包者多为主要领导的亲属。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 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一个半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
生态保护是根本出路
过去五年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正蓝旗巴音胡舒的试验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巴音胡舒嘎查(村)试区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内，这个村人口72户，310牧民, 土地12.6万亩，属典型的浑善达克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是离北京最大的沙尘源，既有裸露的沙丘，又有严重退化的草地。针对这种生态现状，科学家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减少牲畜压力，释放自然力。研究人员用围网将4万亩严重退化的草场封育起来，并组织专人每天骑马巡逻，防止牲口进入破坏。试验当年(2001年)，恢复好的草长到80-140厘米；最高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2002年，植被总盖度达60%，与对照(未保护)相比，固定沙丘提高了近3.8倍，沙丘低地的群落生物量分别提高9倍。2003年，滩地草丛最高达1.85米, 生物量超过6500斤/亩(鲜重)。.牧民由每户每年买1-2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从此牧草出现了富裕。植被组成方面，恢复前固定沙地以冷蒿、糙隐子草和寸草苔等为主，2年后冰草、木地肤等占优势；沙丘低地群落的优势植被由羊草、披碱草等取代了灰绿藜和尖头叶藜。野生动物方面，野兔、狐狸、大雁、灰鹤甚至狼又回到了这片久违的土地。
对于榆树疏林种群，围封保护同样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围封保护两年后，围封保护区与对照区沙地榆种群的种龄结构，发现两个地区种群中0-10年生龄级种群数量呈现出显著差别。试验区沙地榆幼树丰富，平均达到1.8株/m2，特别是当年生实生苗数量最多，达到7株/m2，其中固定沙丘的阴坡的坡基处，聚集着的当年幼苗，可以高达158株/m2。可见只要保护，都可以发育成稀树疏林。因为浑善达克的榆树没有一棵是人栽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采取了人工造林阻挡沙尘暴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措施是失败的，投资10万元种植的防护林都死了，变成了牧民的柴火；飞机播种的许多种子最终也没有竞争过本地的植物，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在浑善达克这样的沙地，“种树不如保树，种草不如护草”。保护对于沙地榆树疏林草地景观的恢复是非常有效的。中国的其它三大沙地，如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完全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恢复，与浑善达克沙地一起，四大沙地约占1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60%个英国，利用自然力恢复是最直接和最经济的做法。
第二，人工种植高效饲料，保证牲畜的“口粮”。天然草原保护后，牲口的饲料遂成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他们在村子里种下了1000多亩(约占该村总土地面积的1%)高产英红玉米(亩产3000-5000公斤/亩鲜重)，解决牲口春季的喂养问题。产出的玉米秸杆不仅满足了村里7000多头牲畜的越冬“口粮”，牲口吃不完的还可以制作成青储饲料，解决春季喂养问题。在已经严重退化的土地上实行禁耕，禁牧，让其自然恢复，而牧民饲养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则在少量的小范围的人工高效地上进行生产，从而使大面积的天然草地获得喘息，自然修复。他们把这称为“以地养地”模式, 又称“十分之一递减”模式，具体含义是：种植1亩人工饲草料地，可使50-100亩退化沙地草地得到恢复。
第三，改变牧民的生产方式，运用高效的公司机制使土地升值。在科学家的帮助和参与下，他们成立了“正蓝旗浑善达克生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蒙古相关政策建立的一个生态特色产业基地。嘎查以土地、草场等折价入股，股权占75%，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3名项目执行专家以技术、科技等无形资产入股，股权占20%，正蓝旗科技中介机构以管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股权占5%。公司主要经营草产业、乳产业、肉毛产业、蔬菜种植、草原养禽、生态旅游、交通运输等。每年生态恢复净赚的700多万斤干草可以持续地使牧民受益，逐步使牧民的生产形成专业化分工，逐步实现“夏天看草、秋天打草、冬春天防止沙尘暴”的生态与生产良好性循环。该公司运转两年后，该嘎查的人均收入由2400元提高到3500元。
第四，提高牧民后代的教育水平，逐步实现教育或就业“移民”。在牧区，由于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一般每个旗县只有1-2个小学，这样牧民的孩子从小就在外地住校读书，花费是很大的，约占牧民收入的30%-50%。即使如此，这个投入风险也是很大的，孩子们往往上到初中就辍学不念了，造成了青年一代牧民不能离土，回乡后依然沿用父辈的传统放牧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压力。针对这样情况，科学家们鼓励中学生坚持考上大学，在科学家们尤其是来牧民家工作的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来实习的各重点高校(如北京大学等)学生和重点中学(如北京四中等)的影响和帮助下，巴音胡舒嘎查考上大学的人数逐年增加，2005年全嘎查5人考上大学，是当地嘎查中最多的。嘎查书记那森乌日图家的3个孩子中，老大满达拉图是嘎查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 现在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四年级学生；18岁的二儿子呼和图格在锡林浩特市(盟政府所在地)读高中；15岁的小女儿呼和牧其尔今年考上了锡林郭勒盟重点高中。
我们的建议
实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经费的发放应给具有较好经济实力和信誉的企业或科研单位，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依据之上，而科研单位要有企业作为依托。在这种治理模式上，国家是“甲方”，她关心的是治理的实际效果，企业或科研单位是“乙方”，它们需要完成合同的任务。这样，企业是要承担风险的，而不是现在的“治理失败了，只当交了学费”。在治理中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经费使用监督与检查机制。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转变国家生态治理主导思想。停止干旱区尤其草原造林，将生态建设的重点向生态保护转移，国家投资主渠道要向人转移。
第二，提高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而在具体的生态恢复中，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实现上述治理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第三，对国家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如“三北"防护林，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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