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民 蒋高明 窦观一

 

在全球高油价、高粮价、高铁矿石价的三重压迫下，欧美模式的现代化变得越来越“脆弱”。春节期间，我国南方大面积雪灾也充分暴露了对化石能源过分依赖造成的各种弊端。一旦没有了粮食、水、空气、能源等生活必需品，现代化只能是一场噩梦。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其中70%左右是农民，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只能是生态文明型的。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小城镇，发展农业生态循环经济，是解决目前物价上涨、就业压力大、能源紧张、城乡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以能源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炊事和取暖主要依靠作物秸秆。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化石燃料以及各种家用电器(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大规模进入农户，农村与城市争能源，造成巨大能源缺口。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均商品消耗标准煤将由0.62吨增加到1.99吨，相当于我国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2005-2020）能源消耗增量的60%。我们在北方农村现场考察发现，农村逐步淘汰传统的秸秆炉灶，改用电炉、液化气、蜂窝煤取暖做饭；过剩的秸秆则在田间地头大量焚烧，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2007年9月26日，因济南机场周围大量焚烧秸秆，来访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专机无法降落；秸秆焚烧的浓烟还进入了济南市中心。我国农村焚烧秸秆引起的环境污染，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一方面城市不断膨胀，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出现大量“空心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没人照顾，昔日生机勃勃的农村不复存在，农民宁静的生活发生改变，幸福指数不断降低。更糟糕的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过剩人口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和谐和安定。究其原因，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仅重视了城市，而忽视了占中国社会基础地位的广大农村。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强调“三农”问题，然而，“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却是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物价、能源安全、第二、三产业发展和GDP增长等，投资的重点在城市和工业，而对于新农村建设投入却远远不够。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护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权益，兼顾其他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中国，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城市化使城市建设用地变得一地难求，地价也不断的高涨，而另一方面，农村却有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这看起来很互补的两个方面，却无从进行整合。有人说“卡住18亿亩耕地不准城市化”是造成目前城市土地供应紧缺的原因，我国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模式，超过三千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八成是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城镇居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村的建设用地总量大约为2.7亿亩，5倍于城镇建设用地，一但激活，价值将十分巨大。而“进城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村庄，农村剩下的只是空落落的院子和无人问津的土地，这对粮食和住房安全同时形成了威胁。

 

中国人多地少，保护耕地和水源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数据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人均仅有1.39亩，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近５亿吨。按照13亿人口，每年人均需要粮食300多公斤计算，这点家底生产出的粮食，刚刚能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1949年到2005年的55年间，我国用水结构发生了变化。在2005年全国的总用水量中，农业仍是用水大户，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但工业用水从1949年的占总量2.3%增到22.8%；城镇生活用水从由原来占总量的0.6%，变成8.4%。也就是说，从前，水主要用来发展农业，而现在，工业和城镇居民用水在急剧增加。另外，中国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缺水，其中有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解决粮食和城市住房问题必须占用大量的土地和水。而把农村的“宅基地”集中起来建设“生态化小城镇和县城”，将会有“一石三鸟”的效果。

 

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牺牲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发展思路并不是最好的，暴露在全人类面前的全球变暖、臭氧层消失、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下降、能源、水、粮食和环境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目前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要是占据全球人口48%的中国和印度也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地球生态系统势必不可持续。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寻一种既符合中国实情，又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城镇化道路，中国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重要方向。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有村镇、有良好生态环境、有生态产业、有现代科技、有现代化交通和通讯设施的安居乐业环境，不需要农民改变生活方式，不需要大投资；不需要疲劳工作，农民就能安居乐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实际上，如果新农村建设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生态农业为突破口，把农业当作工商企业来经营，采取工程管理办法来提升现代农业，则农业生态系统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能走向良性循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农民稳定了，“三农”就不是问题。但要实现这点，中央就必须将投入到城市里的大量资金逐步投向农村。一些与农业有关的产业放在城市里徒增加了交通压力而已，因为那里的活还是进城的农民干的。在中央资金的支持下，将单一农业发展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型生态农业产业，农民实现持续增收；分散的村落逐步向具有现代文明特色的城乡融合的新社区发展；传统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技术人员和业主。这样，大量城市人口就可回流农村，降低城市病。

 

2005年以来，我们在山东省临沂市进行生态农业关键集成技术实验。具体做法为：利用废弃秸秆加工“面包草”养牛提高农民收入；牛粪转化为沼气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沼渣、沼液还田减少50%的化肥用量并促进粮食增产；利用水冷空调替代压缩机空调(仅利用传统空调10%左右的电力)，可谓一“箭”多“雕”。数据显示，如不计设施投入，在企业全部购买粮食和秸秆养殖的前提下，年投资回报率为37%；如果企业租赁土地种、养、加工，则可实现120%的年利润回报。可见，良性生态循环的农业项目效益远高于传统工业项目，且没有污染物排放。生物质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解决了农民对化石能源、化肥的过度依赖。更可喜的是，随着农民种植和养殖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民已乐意留在农村。

 

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欠和谐。除了历史、资金、人才等因素外，工业反哺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路不清晰、措施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建议中央用抓工业的决心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以生态产业化思路经营新农村，则我国新农村建设一定会大有作为。

 

(唐爱民为中国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蒋高明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窦观一为九三学社南通市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