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虫大战，谁是赢家？

蒋高明

人类使用杀虫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在古代，勤劳智慧的古人发现一些天然物质可以起到杀虫的作用，有些是利用植物，例如达尔马提亚除虫菊、接骨木、烟草、苦艾草等；还有就是无机物硫磺，通过熏蒸的方式去除害虫。

在19世纪中期，化学物质开始被广泛应用于作物保护。1871年，巴黎绿（乙酰亚砷酸铜）被用于防治马铃薯甲虫。1874年，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一名大学生的化学家Othmar Tseidler（欧特马·勤德勒）首次合成了DDT (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滴滴涕) 。但直到1939年瑞士化学家Paul Muelle r（保罗·穆勒）发现了DDT能够有效地杀除蚊虫、控制疟疾蔓延，DDT才名声大噪，一时间风靡全球。穆勒也因为发现DDT的高触发活性，于1948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除了DDT这种有机氯合成农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其他有机合成杀虫剂也迅速发展，如有机氯类杀虫剂六六六、有机磷类杀虫剂敌敌畏、杀螟腈等。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如克百威、涕灭威等）。这些农药被广泛使用于植物保护。这些农药虽然有一定毒性，但因为杀虫效率高，世界粮食大幅度增产，所以它们仍然是使用非常广泛的杀虫剂。[1]

还有一类杀虫剂为拟除虫菊酯，如氯菊酯、氯氰菊酯等，因其对温血动物低毒，且不会在环境中蓄积，所以也被广泛使用。现在应用最普遍的是新烟碱类杀虫剂，此类杀虫剂的特点是具有内吸性，可迁移到植物的所有组织中，对植物的所有部分起到保护作用。并且这类杀虫剂对大多数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有毒性作用，使昆虫麻痹。常见的品种有吡虫啉、呋虫胺等。

我国使用的农药种类中有机农药占大多数，能够占到90%以上，而使用的无机农药有几种，如波尔多液、石硫合剂、络氨铜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灾害十分严重，但农药品种少、产量低，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每年因病、虫、草、鼠灾害，农作物要减产30% 左右，[2]所以我国开始大力促进农药的生产和使用。近20年中国农药年均用量超过100万吨，约占全球农药年均用量的40%。[3]农药的大量使用，虽然在一方面使粮食大幅增产，但它们同时给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影响。在一项调查中显示，从单种农药来看，毒死蜱、吡蚜酮、甲氰菊酯、哒螨灵、莠去津和氟氯氰菊酯是对中国环境影响最大的6种农药，尽管这些农药的年使用量仅占所有农药总使用量的10%左右，却贡献了超过总农药化学品足迹的80%[4]

根据笔者及团队多年的一线研究，如果一户农民种植6种作物，则每年至少打农药23遍。那么，打这么多农药到底对付了多少害虫呢？根据观察，北方害虫种类大田中有20—30种，果园有30—40种，总生物量每亩在5—10斤（鲜重）。

也就是说，农民为了对付那几斤害虫，动用的农药量是很大的。具体数据为，小麦播种前，辛硫磷7.5公斤/公顷；开花期呲虫啉0.45公斤/公顷，玉米苗期辛硫磷7.5公斤/公顷；玉米大喇叭口期丢芯计12公斤/公顷，总用量约27.5公斤/公顷。

中国每年农药使用面积达1.8亿公顷，农作物农药平均使用量为10.3公斤/公顷，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农作物农药使用量为3.72公斤/公顷；法国居第三，农作物农药使用量为3.69公斤/公顷。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使用的六六六农药就达400万吨、DDT 用量50多万吨，受污染的农田达到1330万公顷。农田耕作层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别为0.72 ppm和0.42 ppm；土壤中累积的DDT总量约为8万吨。这些农药到哪里去了？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

农药不仅仅在农田里使用，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也在用，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小区里，也逃不开农药的阴影。

人虫大战根本没有赢家。农药发明之初，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是最早关注农药污染的科学家，她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描述到：“环境恶化使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个死寂的春天。 ”造成这种局面的元凶是农药DDT，但令人惊奇的是，它同样是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发明成果。DDT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灭杀传播疟疾的蚊子。但是，在消灭了蚊子和其他“害虫”的同时，它也杀灭了益虫。DDT会积累于昆虫体内，当这些被DDT杀死的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死亡。如今，DDT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至今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

农药对人体的伤害，在中国以农民最重；若按性别和年龄来说，则以妇女和老人最重。发达国家喷施农药用飞机或大型拖拉机，而中国采取的是落后的肩背式喷雾器，喷雾器喷出来的就是毒雾。农药的有机溶剂和部分农药漂浮在空气中，污染大气，人体吸入有可能致病或致癌；农田被雨水冲刷，农药则进入江河湖泊，进而污染海洋。这样，农药就由气流和水流被带到世界各地。残留在土壤中的农药则可通过渗透作用到达地层深处，从而污染地下水。

大范围、高浓度、高强度使用杀虫剂，虽暂时控制了虫害，却也误伤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使过去未构成严重危害的病虫害大量发生，如红蜘蛛、介壳虫、叶蝉及各种土传病害。此外，农药也可以逼迫害虫进化，造成“害虫”迅速繁殖。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方农田使用甲胺磷、三唑磷治稻飞虱，结果刺激稻飞虱产卵量增加50%以上，用药7—10天即引起稻飞虱再度猖獗。农药造成的恶性循环，不仅仅使害虫防治成本增高，更严重的是造成人畜中毒事故增加，最终影响人类生命健康。

昆虫在地球上存在了五六亿年，比灵长类人科动物的人类出现的时间早一百多倍。昆虫虽体型较小，但其生命力之强无与伦比，其总生物量在动物界中最高。任何农药只能暂时地抑制其繁殖，而抗药性是昆虫笑到最后的法宝。对抗性思维指导下的灭虫战争只会让昆虫越发强大。

卡森在丹麦的佛毕泉害虫控制研究所观察到，大量苍蝇“在屋子里的滴滴涕里嬉戏，就像从前的男巫在烧红的炭块上欢舞一样”。在中国台湾南部的一个兵营里所发现的具有抗药性的臭虫样品，它们身上就带有滴滴涕的粉末残留。在实验室，将这些臭虫包到一块盛满了滴滴涕的布里去，它们活了一个月之久，还产了卵，生出来的小臭虫反而更大、更壮了。

如今昆虫学家都知道了，昆虫在面临巨大的压力时，繁殖力会增加好几倍，只要有极少数的后代存活下来，它们就获得了抗药性，而且迅速死灰复燃。在漫长的“人虫战争”中，昆虫几乎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人虫大战”并没有挫伤“害虫”的锐气，“害虫”在人类发明的各种农药磨练下，反而越战越勇。在农村，农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他们打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照样泛滥。药越用越毒，虫越治越多。虫子多了必然要再花钱买农药，这就给农药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了滚滚利润。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上的农药是以有机物为主的，是以有机氯、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硫、有机铜等化合物为有效成分的一类农药。农药为什么绝大多数是有机物而不是无机矿物？市场使然，因为制作有机物的原材料廉价容易获取，都是来自石油、煤炭，有机合成可以在工厂内大批量生产，原材料便宜，又不考虑环境成本，农药售价低，市场也受欢迎，这就苦了消费者，因为有机物的农药更能清洗掉。

[1] 徐磊. 2019. 杀虫剂发展简史. 农药快讯信息网，12月30日。

[2] 吴国强、陈铁春、吴进龙. 2019. 中国农药 70 年回顾与思考. 农药科学与管理, 第40期。

[3] 王向荣. 2022. 中国农药用量变化的驱动因素识别及污染治理责任分摊方案.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景侨楠，刘俊宙，陈安娜等. 2021. 中国农药使用的化学品足迹. 中国毒理学会环境与生态毒理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研讨会议论文摘要集.

（本文节选自蒋高明著《食物革命：食物真相与安全》，东方出版社，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