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权利述说真理(1)

――我参与中国环境保护的欢乐与烦恼

蒋高明

        我是成长在中国本土的生态学工作者。1985年于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直工作到今。从大三开始分专业算起，我接触植物生态学已有23个年头了。当时，这个学科是不被看好的，植物专业81级20个学生中，只有8人选了生态学。大约是受后来的博士导师侯学煜先生的影响，我在从事生态学研究中就非常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提出了大农业观点。他最早在国内旗帜鲜明地反对“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向草原要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侯先生的至理名言“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始终激励着我进步。关注环境保护，是我的人生一大乐事，看到自己的建议能够被决策者采纳，由衷地高兴；而建议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歪曲”，也会心里憋屈，真是心中充满酸甜苦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来谈谈这20多年来我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一、差一点被轰出避暑山庄

        1985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拼搏我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先是师从黄银晓研究员，后师从侯学煜先生从事“城市生态学”研究。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第一年在玉泉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集中学习), 导师要我选择研究地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河北省承德市。后者是与英国人合作的项目，关于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生态规划。如果在北京做，条件是现成的，因为从安徽大学来的师兄王忠民正在做污染生态的研究。但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选择了后者，单枪匹马就去了承德。
        硕士论文是研究避暑山庄的植被起源，并对现状植被调查，从而对植被进行规划。在那里，我结识了50年代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的韩志兴高级工程师，他是避暑山庄管理科的副科长，对山庄植被非常熟悉。有了他的帮助，我的植被调查工作开展的十分顺利。管理处提供了简单的住房，这样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山庄里调查植物。有一天，我来到碧峰门－松林峪一带，看到了一幅幅景象另我吃惊：那些栽植于是清咸丰嘉庆年间的古松(油松)许多开始死亡了。古松是避暑山庄的重要一景，如果没有了古松，山庄的景色大打折扣。古松是不可再生的文物啊，为什么这样快死去呢？死了也无人问津呢？针对死亡原因，我对每棵古松进行调查，从健康状况(有无虫眼、虫眼密度)、人为破坏痕迹(包括钉子，刀痕，火烧痕迹)、过度砍枝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共调查了近100棵古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分析发现，死亡最多的地段离居民点最近，因此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人为引起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韩高工，他听了听，长叹了一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事了，为此他与正科长还闹过矛盾哩。他说，他也清楚古松死亡已经很严重了，每年26.5棵，如不保护30年后将在避暑山庄将消失。我问他为什么不反应呢？他长叹一生，说谁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不是给领导扎针么？当时我年轻气盛，不信邪。这么大的事情不呼吁，政府怎么会重视？于是撰文一篇“避暑山庄古松死亡现象不容忽视”，于1987年11月11日投给了《承德群众报》上，文章引用了我调查的数据和韩志兴提供的数据。
        次日《承德群众报》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后来《河北日报》又做了转载。这下子，承德市政府坐不住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责令园林局调查，园林局又命令避暑山庄管理科挨棵调查我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古树。如果仅调查就好了，在调查之前避暑山庄管理科长先是将韩志兴叫去“训”了一顿。原来他们两人早就有隔阂。科长责问写文章的人是谁弄来的，为什么不经过他同意？避暑山庄的事情一个毛孩子管什么？幸亏韩高工顶住了，我才没有被轰出避暑山庄。管理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证明我的话是真的后，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市政府拨款5万元成立了古树保护组，专门抢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古树，杜绝了人为破坏。这是后话了。那年我离开大学校门第2个年头，刚好23岁。涉世不深，差点给人捅了漏子，还差点影响了自己做毕业论文。当时我隐约感觉到，生态学家讲真话是很难的了。才明白为什么韩高工听了我的建议后先是长叹一声了。

二、首倡自然力恢复自然

        进入到新世纪后的冬春季节，北京居民多次受到了来自天上的“不速之客”的骚扰，这就是沙尘暴。我初接触沙尘暴的时候，也不知是何物。就见自行车上落下了厚厚的黄土，天空充满着呛人的气味，能见度低得汽车白天都要开大灯。有专家称，近百年来我国共发生沙尘暴70次，前30-40年中平均30年一次; 上世纪60-70年代每2年1次; 90年代每年1次; 2000年很快增加到12次; 2001年，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强沙尘暴过程41天; 2002年3月18-21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经历了20世纪以来最强的1次沙尘天气，强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140万平方公里。
        怎样治理沙尘暴呢？当时的标准电视画面就是，内蒙古、甘肃一带的群众顶着狂风，刨开树坑，种植手指肚般的杨树苗。记者采访牧民，牧民们都希望树木快快长大，挡住沙尘暴；在街头采访北京市民，异口同声的回答也是，“种树啊，种树挡住这讨厌的沙尘暴”。2000年前后，人们脑子里的模式依然是“人定胜天”，相信人力能够战胜沙尘暴。
        为了治理沙尘暴，迎接2008年奥运会，中央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再加上“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人们开始把大量的财力、人力用于草原和荒漠地区造林。
        造林能够奏效么？带着这样的问题，2000年冬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在这里，我们要设计一个5年的试验，试图寻找一条造林以外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出发点就是，按照生态学的规律，草原上的优势植被应当是草，而不是森林，林阻挡沙尘暴的效果不如草捂盖沙尘暴的效果好。
        2001年，试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沙地上减少了人为压力后，密密麻麻覆盖了40公分的草。在当年北京高科技周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上，我在大会宣布了这一初步成果。当时的发言题目“以自然力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会上，我还邀请了当年我在英国的合作导师、英国皇家会员布莱德什先生参加会议，刘淇市长发的邀请信。布莱德什很赞成我的提法，认为很有意思。他是当今国际上公认的恢复生态学权威，他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002年7月14日，在牧民家里，我正和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乌书记的小儿子呼合图格一起吃早饭，他用半蒙古语半汉语告诉了我他的一个发现，大概是实验地里的草长到了半人高。我当时非常兴奋，脑子里一闪，认为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激动之余，早饭也不吃了，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开上车随他到了实验地。那是我们所做的4万亩试验中的一块区域。
        眼前的景色谁都会被陶醉的：绿草已经齐腰那么深了，各色花朵装点其中，微风过处，风吹草低，这才是草原的风光！当年15岁的呼和，估计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才会高兴地告诉大人他的发现。实地测量的结果更让我们兴奋：当时那1000亩的高产英红玉米长得还不到30厘米的时候，这里的草层高度就达了1.43米，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自然萌发的2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实际上，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化严重的碱滩。2003年，4万亩草场中的草丛最高达到了1.85米, 生物量超过每亩6500斤鲜重。
        我更加坚定了自然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理念。从此以后，我用了大量的时间写文章、上电视，宣传这个简单易行的做法，反对在草原山造林这个投资大、见效小的流行做法。一个蒙族中学生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治理荒漠化的思路。
打那以来，我参加了各种科普与社会活动，进行各种学术演讲与科普宣传。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汉城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海内外十几所高校的讲台上；给省(部)、市（地、盟）、县、乡镇(苏木)、村(嘎查)、街道各级领导和社区群众进行科普宣传，奔走相告中学生的发现。足迹遍及北京、天津、重庆、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黑龙江、吉林、云南、海南、新疆、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宁夏、西藏、四川、青海、台北、香港、乌兰巴托、汉城、巴黎等地。我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宣传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知识，以专家身份接受采访并讲解有关细节，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等参与录制节目20次之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教育广播电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上呼吁自然力的作用；在各种报刊上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主要有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联合报》（台湾）、《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国际先驱导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辽宁日报》、《北京科技报》、《京华时报》、《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国家地理》、《科技与企业》、《西部大开发》、《大自然》(台湾)、《纽约时报》等。我所提出的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和“借助自然力”恢复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一些做法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

三、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刘鉴强、曹筱凡的访谈文章“自然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专访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博士”。文章摘录如下：
        记者：沙尘暴的原因是什么？天灾，还是人祸？
        蒋高明：人祸。对草原最大的破坏是过度放牧，不给草原喘息的机会。植被啃光后，土就保存不住了。
        记者：5年前，你们又是如何治理这片草地的？
        蒋高明：2000年冬天，我们到了浑善达克腹地。那里雪茫茫一片，很多地方一根草也没有。我们围住了4万亩公用牧场，用传统的方式，设计了一层层的防护林带，建人工沙障，种柳树、榆树。还搞飞播，撒山杏、沙棘和沙柳的种子，花了五六十万，结果都失败了。
        记者：你们如何发现更好的治理模式？
        蒋高明：2002年7月，当地村支书乌日图的儿子胡赫图格到原来的沙窝子里玩，突然发现那里长出了草，草长到143公分。这不是我们种的，我们种的树没有活，而我们没有管的地方，却长出了高草。可见只要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禁牧，自然生态很快就能恢复。自然力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
        记者：如果让科学家抛弃原来的做法，岂不是很没有面子？你们花了钱，付出了努力，结果还不如不干。
        蒋高明：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做不过大自然，那就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退出。科学需要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实验，最终有了这个发现，中科院在其他4个地方的实验，得出相同结论：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认这个结果，那么"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记者：为什么认为"三北防护林"是无效的？
        蒋高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取得成功外，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
"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树木消耗的水分远大于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黄秉维院士当年就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试图通过人的努力将森林覆盖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价巨大，水分、温度和风速等注定了这是个"童话"。我们承认大西北经过人的努力，长出了不少树木，但这个代价是动用了后代的水资源。其实，用树木去阻挡土地荒漠化的效果，远不如用草在源头"捂"土壤明显。
        记者：为什么我国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
        蒋高明：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20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既然你们和浑善达克当地人知道这种方式是失败的，为什么还在继续这些徒劳无益的事？
        蒋高明：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即使造林成功，其投入产出比也不合算。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区。钱肯定花出去了，但是林在哪？钱花到哪里去了？那些资金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占不到治理区域面积的10％！这小块地方即使治住了，而大面积的退化依然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读了该文后，对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万本太做出批示，请几位著名的院士考察一下，给国务院领导写个建议，对工作可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2005年8月20-22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组织“内蒙古院士专家生态考察团”对本人负责的浑善达克巴音胡舒嘎查连续5年的生态恢复实验进行现场考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郑度等现场考察了我们的试验效果，并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院士专家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充分重视植物研究所的这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他们的生态治理模式。
        但是，《南方周末》文章发表后也得到了另外的反响。国家林业局有关领导看到刘鉴强、曹筱凡的文章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该文转发给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自治区林业厅又将该文加上了领导的批示转发给旗县的林业局，对文章提到的试验进行调查，对人工造林的效果进行“核查”。并暗示各旗县林业局要“防”着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尤其某盟，对我们更加防范。因为2003年夏天，我们曾批评了该盟主要领导的言论“我们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馒头长大的”，该言论《人民日报》记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该领导。好一段时间，植物研究所与该盟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蒋高明是个什么人，你认识他么？”，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某领导问某县副县长。该县长与本人是好朋友，他还以为领导要他打听一个“名人”哩，忙不叠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啊”。
        “混蛋!”, 该领导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们县，把他撵出去！”
        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臣们谁都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们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有见识，丢了脸面。只有一个小孩子讲了实话，“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啊”。因为那是个孩子，没有人恨他。我在这里说了“中学生”的话，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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