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有幸参与“科学探索奖”的终审工作，我深感荣幸。该奖项由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出资、科学家评选、是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公益奖项。在评审专家库注册信息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填写荣誉称号一栏时，我发现其中所列的八、九项人才头衔（如杰青、院士等）我无一拥有。所幸这并未影响我参与评审，反倒让我有些“搭上末班车”的惊喜。终审期间的餐叙中，院士、校长、院长等学者比比皆是，场面盛大，实属难得。

        “科学探索奖”共设十个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以及前沿交叉。我参与的评审组经初、复审后共筛选出12位候选人，我们终审组需从中选出6位正选及1位备选。之后，十个领域的组长将共同汇审，确定最终50人获奖名单。因此，候选人须连过初审、复审、终审和汇审四关，能进入终审者已堪称卓越，是共识中的共识。

        会前一周，我在线审阅了候选人材料，并按要求申报回避关系。严回避范围包括亲属、师生及同团队关系；一般回避则涉及同单位、近五年内的项目或论文合作、商业合作、竞争及提名推荐等。严回避者不得参与本轮评审，一般回避者则不参与对应候选人的讨论与投票。这一政策与我曾参与的美国NIH项目会评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很庆幸，在本组候选人中，我并无需要回避的对象。

        候选人的材料包括个人申请、推荐信以及初、复审评语。8月24日一整天的评审会议让我感受到高度公正的氛围：没有一言堂，每位专家皆可畅所欲言，并完全依个人判断独立投票。会前我圈选的7人中有6人最终获奖，这既让我对自己的判断略有欣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程序的公正。那些想靠打招呼晋级的，还不如多多花时间专研科学问题。

        名单公布后，汤超和颜宁在采访中强调，应支持更多“非共识”研究，关注方法开发与技术创新，鼓励年轻人更大胆、不必过分追求“帽子”与CNS论文。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获奖人的相当多人士为有“帽子”、有行政职务、发表多篇CNS论文等。许多有识之士包括上面提到的汤超和颜宁院士，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如何破解？我认为问题或出于层层筛选的机制。初、复审分别由多人评审，形成共识容易倾向那些易于理解、具社会效应、或已有CNS光环的成果。然而，真正原创的工作未必发表于CNS，也未必能立即产生社会影响。这类研究起初常如“丑小鸭”，唯有成熟为“天鹅”后，才可能被CNS青睐或显现价值。以诺奖成果AlphaFold 2为例，其关键创新点“端到端蛋白质结构预测”最早由AlQuraishi提出的RGN方法实现，发表于影响因子7.7的Cell Systems，且该方法在CASP蛋白质结构预测比赛中表现并不出色——这样的“丑小鸭”很难入CNS法眼，因为CNS通常追求近乎完美与轰动效应。尽管AlQuraishi未获诺奖，但其工作无疑为AlphaFold 2指明了通向成功的方向。

        因此，我认为既然名为“科学探索奖”，就不应再授予已功成名就、广受认可的学者。他们已有充足经费支持探索，事实上多数候选人亦凭借不少前期成果佐证了计划的可行性，证明他们完全可以由此去申请其他基金的资助。科学探索奖应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例如可限制已获超500万经费者申请。美国NIH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一个研究人员能够负责的项目是有限的，负责的项目越多，后来新项目的产出就会越少，因此有了限项的要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限项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若奖项仍流向这些资源充沛者，这个奖初衷就无法实现。科学探索应聚焦于政府基金与社会投资易忽略的、最原创、最基础的方向，去补缺填漏，真正成为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只有这样才能让奖金效益最大化。

        总之，科学探索的本质在于拥抱未知、鼓励冒险，并给予那些尚未被广泛认可却充满潜力的思想以生长空间。当我们过度依赖共识、光环和即时影响力时，或许正在无意中削弱探索的真正精神。愿“科学探索奖”能持续反思、迭代机制，更大胆地支持那些“非共识”的梦想家与破局者，真正成为孕育颠覆性创新的土壤，而不仅仅是荣誉的又一次加冕。未来的科学史，或将铭记那些敢于为“丑小鸭”投下信任一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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