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去年夏天我去波士顿访问时，拜访了我的博士后导师Martin Karplus教授。他问我知不知道他的自传《天花板上的菠菜》（Spinach on the Ceiling），我以为他是指在综述期刊上写的同题目自述（Ann. Rev. Biophys. Biomol. Struc. 35, 1-47 (2006)），便回答说，知道。第三天访问波士顿大学时，师兄John Straub告诉我，《天花板上的菠菜》是一本2020年出版的书！师兄顺手从书架上拿出来，翻出其中一页，半开玩笑地说，“还有关于你的一页呢，我还没有这样的待遇”。当时我来不及买，让女儿帮我买了，前几天才到手，利用周末的时间把书读完了，有感而发！

《天花板上的菠菜》这个标题隐藏了一个故事：Karplus小时候因为不喜欢吃菠菜，反抗母亲的要求，把菠菜泼到了天花板上。由此可见，小时候的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不听话”的孩子。Karplus把这个事件作为自传的标题，充分体现了他认为独立、有主见的重要性。无论是科研还是生活，都必须建立在质疑的基础上，不能人言亦言、人行亦行，唯唯诺诺，一味顺从。书中有多个例子反映了他的这个人生态度。例如，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根据诺贝尔委员会的通知，是由于他在“复杂化学系统的多尺度建模”（量化计算与分子力场的混合）上的贡献。但他觉得自己在“分子动力学在生物上的应用”这个方向上的贡献更大，被诺贝尔委员会忽略了，所以他决定在诺贝尔讲座上，不讲诺贝尔委员会命题的“复杂化学系统的多尺度建模”，而是主要围绕着“分子动力学在生物上的应用“展开。

咱们中国文化强调孩子在家里要听大人的话、在学校里学生要听老师的话、长大成人在单位里要听领导的话。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追根究底、顺其自然，这也许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率先启动的原因之一。回国之后，一团和气是主流，很少能够看到尖锐的科学讨论，这并不利于原始创新的发展。因此，家长千万不要嫌弃不听话的孩子，长大说不定能拿诺贝尔奖呢！也希望中小学教育能够教导孩子们怎样质疑、提问、独立思考，鼓励个性的发展，创新的思维，而不是一味要求听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实现人才的多样化才是发展的根本。

Karplus教授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由于受到纳粹的迫害，散尽千金，全家逃到了美国。在这个世代为医的家族里，他原先的目标是做医生。高中的课外鸟类观察以及与科学家的交往，激发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其中，哈佛教授Donald Griffin认为只有有了结论性的证据（conclusive proof）才能发表文章的严格要求影响了他，使得他后来在科研上坚持追求细节、不放过任何疑点、争取获得尽善尽美的结果。他的坚持，也影响了他身边的人。我在Karplus教授课题组做博士后期间，他对我的文章的要求，也让我养成了对所有文章的质量从严把关的习惯。习惯养成，非常重要。愈早养成优良的科学习惯，对科研传承助益越大。因此，让一部分初高中生尽早接触科研、学习科研精神、养成探究习惯，将使他们一辈子获益。国际高中文凭（IB）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完成一篇长论文（Extended Essay，EE）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深圳湾实验室成立了一个科普中心，与附近高中合作，积极支持、开展高中生科研实习项目，对幼小学生也进行简单科学实验和观察。培养后代、造就他人也是实验室影响力的一大体现。

在书中，Karplus教授还有一个每五年换一个地方的计划。他觉得通过更新环境，认识新人，可以保持心智年轻，不断创新。他去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做助理教授期间，曾经有机会转去哈佛大学做助理教授，但是在哈佛大学从助理教授升为终身副教授的成功率极低，他的哥哥就因为在哈佛大学物理系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位置，转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终身副教授。所以在UIUC工作五年后，他决定先转去哥伦比亚大学做终身副教授。在哈佛大学转为终身副教授的要求之一，是至少发表一篇能够影响10年以上的、划时代贡献的论文。他认为他在UIUC发现的、在核磁共振方向的Karplus方程以及H+H2反应的准经典计算可以达到这一点，而这两个工作正是后来他被邀请去哈佛做正教授的原因。他不断换地方的计划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我过去的“流浪”经历（从中国合肥到纽约长岛、南加州、北卡，再到波士顿）竟也与这个观点异常契合。以至于我离开哈佛后，也是几年换一个地方（美国布法罗、印第安纳波利斯，澳洲黄金海岸，现在到深圳），时空变换，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Martin Karplus在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他优秀的哥哥Robert Karplus的“阴影”下。但这个弟弟后来的科学成就超过了在伯克利分校做教授的哥哥，这应该跟哥哥从小的榜样力量和帮助是分不开的。遗憾的是，他的哥哥由于心脏病在1982年就离开大学教职。1990年，63岁的Robert Karplus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Karplus教授对生物方面的理论计算工作在高影响杂志发表难的问题，也耿耿于怀。计算预测如果是新的，会因为潜在的预测错误的风险而被拒稿；如果与已知实验结果一致，又因为实验结果已经揭晓，欠缺新颖性。他提到，Honig和他预测的retinal的结构工作，尽管有很好的评审意见，却因为没有实验证据被拒。他不得不打电话去找Nature Editor来挽救，最终成为了他的第一篇Nature文章。无独有偶，他书中提到的我的一篇Nature文章（也是到如今我唯一的一篇），也是靠打电话救回来的。正如他所说的，这篇文章对我获得布法罗助理教授的工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高影响杂志论文对找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很遗憾的现实。毕竟在一所大学里的小同行不多，大同行只能根据杂志发表的容易程度来衡量。我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不是那篇Nature文章，而是在名不经传的Protein Science这个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蛋白质统计力场函数DFIRE，有超过一千次的引用。我们深圳湾实验室，特别是我们系统与物理生物学研究所，在招聘研究员的时候，为了弥补所内专家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尽量找国内外的小同行专家来一起面试，对设想的创新性、研究的独特性和领域的先进性来全面、专业地衡量。

书中对我的工作的介绍

Karplus教授提到，在90年代时，因为经常被提名，他曾经每年都关注诺贝尔化学奖的揭晓，但后来就放弃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在70年代的主要贡献由于时间太久，不太可能获奖了。2013年，当他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哈佛同事E. J. Corey教授（1990年获奖者）来祝贺说，Karplus的运气好，83岁才得奖，比他多了25年的安静、快乐科研的日子。这不是讽刺，是真心话。给科学家安静的时间做科研，这正是国内现在亟需改进的地方。追求各种有年龄限制的、与收入挂钩的“帽子”，异化了这些“帽子”的本意，阻碍了科学家把最大的精力放在科研上，而不是在各种“帽子”和行政杂事中浪费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此外，Karplus对摄影、烹调情有独钟。我曾经有幸在他法国的家中访问时，吃过他亲手烧的菜，的确比一般的西餐好吃。书中提到法国蜗牛必须饿一周才能烹调，真让我大开眼界！想想国内的田螺，抓到就烧，哪有那么多的讲究。

我已经很久没有读科学家的传记了。在中国科技大学做大学生的时候读得比较多，但那些传记往往不是科学家本人写的。可以说，《天花板上的菠菜》是第一本我读的、科学家自己写的传记。虽然我受过他五年的直接指导和熏陶，读后还是收获不小，相信年轻的同学和正在奋斗的青椒们应该也会受益。

2023年9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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