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合情合理地逃避一次，但科学网很执着，桃花园中摆鸿门宴的架势，继续邀请。在这里种了几年的自留地，还是写几个字算了，否则有点心情不安。不过，我等到征文截止日期过后再发，是希望不参加征文评选，算是一个圈外的声音。

       我首先对“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科学家”这个主题有些异议，是我不想写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这话有什么不对。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太对了。这样的主题，永远是政治正确的，正确得充满了腐朽的味道。中国科学院本来就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屋檐下的科学院里，有谁敢说自己不是公家人、人民的科学家？因为这样的主题导向，大家说点不痛不痒的东西，也在常理之中。如今网上人说话，慷慨激昂的很多，但没有几声会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响。理论上说，求真、求新是科学院的思想基础。但这样的征文主题，一开始就缺乏真情和新意。大夏天的，大家把大家再歌颂一遍，容易中暑。

      征文的实质内容，是“建言未来发展、分析当前现实态势、再现优良传统”这条主线。但这条主线读起来就不通，说得也不明不白。听上去好像科学院曾经有过优良传统，后来没了，现在要把它再现出来。可是，过去的优良传统是什么？谁把它弄没了？一头雾水，搞不清楚。我可以理解这个活动“征求意见”的期望，以及求变、听取草根意见、反长官意志的本意。为什么就不能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套话，把话简单说明白了，征文的目的就一个：大家来说说，科学院有什么问题，以后该咋办？以后能少说空话，多见实事，将会是科学院最大的创新。

      科学院的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在一个给定的政治体制下，你能干些什么？科学院好在搞的是自然科学技术，那是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的东西，让她有了自己天然的自由发展空间，甚至可以喊几句。看看民国初，能折腾的人，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而现在，喊得最响的声音，掌握权力的人，多半都是搞科学技术的人。为什么呢？我在回答游客的留言时说过：那时要改革社会，需要思想；现在要建设社会，需要技术。当然，即使科学界能有点变化，比一点变化都没有要强。对于科学院，可以说的东西很多。我本来想说几句麻辣点的话，后来想想天太热，算了，此处删去三千字。只想在下面提一个小建议，和这几天闹腾的院士议题有关。

      首先，我不认为停止增选院士是个好选择：不能因为存在某些问题，让那些该得到荣誉的科学家得不到。其次，我也不觉得饶毅放弃选院士是个好的选择，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也赞同他的说法：这样的事情，有一次就足够了。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做第一次。饶毅的声音（不仅是不候选院士提名），是体制内呼唤改革的声音，尽管不一定做得那么完美，但值得支持。中国的近代史中，无数的例子表明，体制内的受益者要进行改良，以便使社会变得更合理、让更多的人受益，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体制内的人要抵制，不想让自己的利益受损；体制外的人要讽刺，说你得了好处还卖乖。两头都不讨好。

      辛亥革命100年，我们能学到的东西之一，就是革命不能根本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甚至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不断地进行社会的改良。在这个改良的过程中，体制外的声音，一如既往，能占领道德的高地，有多辛辣就多辛辣，谁说起来都可以痛快淋漓。这样的声音是需要的，它可以给社会改革以压力。但这样的声音，通常是同情弱者有余，支持理性不足。大家似乎更在乎说话人的是非，而不是问题本身。但喊得再响批得再痛快，对问题的改变作用有限。真正的改变，来自于体制的内部。体制外的声音，最有效的着力点，不是一味追求批判，更要建设性地支持体制内寻求改革的声音，尽管那种声音可能有它的毛病，但人们很少能听到那种声音，因为体制内的受益者，通常选择不发出声音。可惜体制内的人发声的时候，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常常在众多挑毛病的喧闹中被淹没掉。这个世界，很难指望有“好人政府”，但不能不期待“有更多好人的政府”，否则就没有希望了。这是我觉得任何体制内放弃的可惜之处。

      饶毅对于回国的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的想法，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可以说，它正在发生。我认识的一个哈佛大学博士，去年找工作时，科学院只答应考虑给他副研究员，结果他到地方上去了。那里给他教授，并解决老婆的工作。在眼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做硬性规定。当国家在鼓励人回来的时候，削弱名利上的吸引力，这多少有点矛盾。简单的办法，是给各个研究机构自主权，以它们自己的能力和需要，双向挑选人才，无论你是谁，你觉得合适就来试试，我觉得合适就收；说不拢咱们后会有期。势能比较高的机构，比如北大清华，也许可以按照国际惯例来招人，但很多地方院校和科研机构，只能靠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包括职称，来招兵买马。这是体制问题，也是学术自由的问题，甚至是就业市场问题，没有必要一概而论。这和哈佛的助理教授们折腾几年通常拿不到终身教职，但到别的地方可以直接拿到有相似的地方。

      饶毅的提议，是科技改革中考虑问题的一个方向，它的基本点，是从基层做起。但基层涉及的面太广，通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是从顶层做起，把上梁先立正，下面很多事也许会好做一点。很多文化现象，比如文人相轻，嫉妒心理，人们心里的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做事情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从一些可以做的地方做起，慢慢建立风气。不要有革命的幻想，期待一夜之间把世界改变。

      我的一点建议，在2007年11月4日的博文《评奖与评院士》就提到过，多少有点开玩笑，但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代价比较低的做法，那就是在院士章程中明确规定：所有院士候选人提名，必须来自一线的科学家；凡是进入了行政领导职位的人（比如所长，副所长，等等），在任期中，自动失去被提名资格。这个提议，有下面几点内容：

      1） 首先，它是一个具体的规章制度，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议题的是非选取。如果能白纸黑字写下，它比较容易实施和操作。不像学术标准，是一个不容易界定的东西。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对科学的不同认识，等等，都会影响到对学术标准的判断。那些在基层搞科研，风风雨雨辛劳了一生，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的人，一辈子心血积累的东西，不如一篇SCI文章。这样一种无言的结局，很难让社会养成一种风气，要去踏踏实实地好好做学问。

      2） 这样做，并非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涉及院士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影响到很少一部分人。这里把“仕”限定在行政领导，或者是传统上说的做官，而没有扩展开来包括其它内容，比如院士本身。这样做的象征性意义是很大的。它从中国学术界的最高层次，给社会大众立一个典范。从制度上把官、学分隔开，体现社会对学术的尊重，让一个学术性的荣誉，落到一心做学问的人身上，而不是落在任何“仕”上。

      3） 人不能一心二用。要么好好搞科研，从实验室、图书馆到达院士的荣誉；要么安心搞政治，从管理的途径，得到自己的满足。不要让学者借道仕途，去得到那个学术的荣誉。这样做，真正能搞科研的优秀学者，能够被保护下来，安心做学问，而不至于把心思花在别的事情上而毁掉学术生涯。

      4）可以避免有了权力的学者，为了达到自己做院士的目标，或者是好事者帮他们达到那个目的，对其他研究人员在资源等方面形成排挤作用。不可否认，能同时把科研和管理做好的人不是没有，有的学者在权力的位置上仍然能够照顾别人，把事情做得公平、合情合理，但那是人治而不是法制，那是需要提倡的精神，但不是能依靠的制度。

      5）当一个人已经具有获得院士荣誉的学术水平时，选择了去做了行政领导，或者是“鸭子被赶上了架”，那对不起，你得接受制度的规范，等到功成以后，再来考虑名就。当一个人还不具备那样的学术水平，想通过做领导的便利为自己争分，等从那个位置上退下来时，会发现其他从科研一线上来的院士，会很清楚你当官时的良苦用心、斑斑劣迹。

      6）对于已经获得院士荣誉的人，有些人想去或不得不去做领导，对社会来说，大概也是需要的，或许相对较好。一是他们学术上能做的可能已经做到头了，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社会没有失去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和他峰值期的研究能力。二是当一个人把研究做到那个份上，会对科学、社会的认识更加的深刻、全面，有助于对科研政策的判断和把握。最后，有了那样的头衔时，人也许可以超脱一点，把事情做得更公平。

      科学院的真正问题，不是科技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上面提到的看法，可以归结为 “学而优则不仕”。我在谷歌、百度上都搜索过，没有这样的说法，让我多少有点吃惊，原来这是个“创新”。可见人们的思维，被整体的导向到“学而优则仕”。现在的主流问题，不是“不学而仕”或“学优而不能仕”，而是上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在21世纪的今天，科学院能不能来点真正的创新，倡导一点“学而优则不仕”的体制和文化氛围，与传统中国文化中阻碍科学发展、思想自由的东西来一次决裂？

相关专题：科网博主建言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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