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2 13:23
阅读：3604
标签：中国, 老龄化, 二胎,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
博主注：
1、放开二胎，是对各省市计生条例具体款项的修改，而不是基本国策的变动。
2、放开二胎，体现的是国家对家庭自主生育决策权的下放。其原因绝不应该是为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教条化的学术术语。如果要让以“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持续，就要维持一个纺锤形的人口结构，理论如此，现实如何办到？可见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抚养比指标，“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来自百度）”。
3、放开二胎不是为了给剥削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放开二胎更是可耻的提法！劳动者有权力追求更高的福利待遇，不能把底层劳动者刚刚出现对自身权利的觉醒和追求看做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例如，劳动者创造了10元价值，由于剩余劳动力过多以及垄断剥削，市场只给2元报酬，现今劳动者提出想要5元就觉得劳动力成本上升，承受不了。非要通过多生增加剩余劳动力来维持劳动力低工资，是多么卑鄙的想法！
4、今天的小孩就是未来的老年人，今天多生一个小孩，60年后就会多养一个老人，这是简单的算术题。以老年人口比例这一相对指标度量的“老龄化”加速问题，存在理论的缺陷。多生能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吗？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的是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巨额投入，即财政蛋糕要多分一点给国民做福利、作保障，而不是一味做储备或买美国国债！
“调整人口政策需要未雨绸缪，仅仅靠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诸如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放开户籍制度、加大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都需要跟得上”
5、放开二胎影响面究竟有多大，需要启动第三方独立的科学调研。不妨将我国人口分为三类：富人、官员等权贵阶层；普通公职人员；底层群众。第一类人有钱有权有办法规避超生罚款，几乎没有成本；第三类人或者逃避或者交纳几万元的罚款了事，这对他们正常生活损害有限。只有第二类人，可能会面临失去稳定职业的风险，影响最大。而这类人中不乏北京杨支柱这样的人才和单位，不仅没有丢失饭碗反而换岗增薪。所以，放开二胎这一政策调整究竟影响多少人需要第三方独立科学评估。
6、放开二胎有多少人会生，也需要进一步评估。
从个案看，希望生二胎的家庭可能要具备下面几个条件：
（1）经济条件允许。有房，不能太小；有钱，不能太少。
（2）孩子有配偶、老人、保姆等照顾。育龄群众多为劳动年龄人口，夫妇能够全职照顾小孩的应该为数不多。
相反，那些在大城市收入不高（如北京家庭年收入8.8万以下），只有小房（60平米及以下），夫妇二人全职工作且老人无力照顾小孩的家庭即使有政策也不见得立即就生二胎。
可见，人口再生产不是物质生产，不是一放开政策就能解决问题，就会按既定设想进行。回想80年代初政策紧缩时的生育率不降反升，也不难猜测即使放开二胎也许并不可怕，不会一下子迸出无数婴儿。
科学研究不是照搬西方教科书，不是硬套指标、概念和公式，要真正理解人口学基本原理，更要了解中国国情实际。独立、科学、严谨的调查评估比所谓的20多个顶尖人口学者拍脑袋、吐口水、背洋书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民众普遍认识提高和经济压力双重驱动下，也许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并不那么难以抉择。
但无论放开与否，请不要与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教条术语挂钩，此事应只关乎群众自由生育权利。
媒体还真会忽悠：
中青在线讯(记者刘世昕)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怯怯问一句：那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都是谁啊？人口学是个很小的学科，全国知名的纯人口学者加起来有20位没有（可不要把所谓的人口经济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社会学、性学...的专家们都塞进来哦！）？人家蔡昉好像自己承认不是人口学家的哦...？非人口学家领导20多个顶尖人口学者写了一个国家级报告？数了一下名单，除去政府和项目官员，与泛人口学沾边的不过十个左右，纯人口学的没几个。）
课题组名单
顾问：
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陈 元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项目总协调人：
卢 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研究员
主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背景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谭 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何宇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 英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副司长
王萍萍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主任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 丰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 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美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 帆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副教授
冯文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副研究员
刘 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官员，副研究员
项目办公室主任：
方 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项目协调：
冯文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副研究员
人口太多仍是中国最大问题之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建议到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生二胎的政策。报告集纳了20多名著名人口学家的观点，是迄今为止要求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呼声。
中国人口政策会调整，这已是上下共识。分歧是怎样调整以及调整的速度。必须指出，这场争论的政治色彩很小，改不改涉及的都是全社会利益，而非“集团利益”，因此中国人应能够以很冷静、理性的态度做好这件事，走一步往前多看几步，切不可再给未来制造麻烦。
新人口政策在未来产生负面影响是可能的，因为今天的人没有能力看那么远。当初中国鼓励生育批评马寅初人口学时，没想到后来的人口爆炸。搞计划生育，又没认真评估几十年后的老龄化会这么严重。我们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地球上的资源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今天的预测不会太准。
我们坚决主张逐渐放开二胎，在政策方向上与上述报告发起者有很大认同，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社会再做如下提醒：
今天中国的低生育率是社会付出了代价后换来的，可谓得之不易。它有负面因素，但对降低中国人口总量功不可没。中国面临重重发展难题，老龄化逐渐突出，但中国人口太多仍是国家的最大问题之一，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切不可把终于得到控制的人口总数问题重新激活。任何调整都必须以有这个把握为前提。
老龄化是一两代人的问题，它是降低人口总数必须经历的阶段。用增加新生儿冲淡老龄化，也是以当代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当代人利益优先，这在政治上最稳妥，也更容易受到公众欢迎。
然而当年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当时的利益，还融进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很多考虑。比如当时曾有过设想，中国人口应逐渐回落到7亿左右，为此几代人都应分担一部分代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为几代以后子孙的利益操心吗?想想看，如果中国人口出现缓慢的回落并得以持续，和它不停地增长下去，一个世纪以后，子孙们看到的中国会是多么不同。
如果我们使人口形势的箭头重新拐向上扬，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些后人会指责21世纪1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这次反转呢?
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感不应少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决策者们。我们今天的权利也要，对后代的责任也不能丢，我们应十分谨慎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人口红利是描述短期利益的经济学术语，但计算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既要拨算盘珠子，也需要我们有胸怀和眼界。
千万别理解为我们反对开放二胎，我们只是想多提供一些视角，鼓励更缜密的思考。少一些激动，宁静致远。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王英安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61711-628553.html?mobile=1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