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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 作 者 】易中天

【 ISBN 】978-7-5339-4391-2

【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笔记

圣索菲亚（St. Sophia）大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筑典范，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公元537年竣工，设计师是物理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和数学家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公元1453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后，在教堂周围建了四座高大的尖塔。 

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是乳香和没药的产地，尽管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作为香料和药膏，这两种橄榄科植物的树脂对于许多文明古国都至关重要。
希伯来人用它们来祭祀神灵和养颜治病，罗马人用来掩盖火葬时产生的恶臭，埃及人则用来制作最好的木乃伊，结果其身价竟至于几近黄金。 

神奇而神圣的黑陨石和渗渗泉，让麦加在成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地之前就成为阿拉伯人的朝觐中心，也为这座城市赢得了和平，被各部落约定为不得斗殴的禁地。 

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穆斯林则是顺从的人。顺从是有特指的，这就是顺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认为，只有绝对地敬畏安拉，顺从安拉的旨意，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和安宁，获得和平。 

穆斯林极其重视《古兰经》的诵读，并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早期某些学者甚至反对将《古兰经》译为其他语言，因为那会导致安拉旨意的失真，至少无法准确地传达经文在韵脚、节奏和修辞方面的激情和感染力。
古兰的本义就是诵读，而诵读能够增强信念和凝聚力。 

除了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穆斯林每天都要礼拜，并在先知第一次得到天启的莱麦丹月斋戒。如有条件，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不具备条件的则可请人代为履行。此外还有纳课，也就是按照一定比例上交正常开支以外盈余财产的部分，用于扶贫济困和宗教事务。
念诵、礼拜、斋戒、纳课和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五项功课。 

“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 

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禁令，唐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归国。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
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当然也是真理。然而怎么样呢？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
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是求来世，求往生。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 

净土宗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
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
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禅宗，就这样在佛祖拈花与摩柯迦叶的会心一笑，心心相印中诞生。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 

“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
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六祖之后，法嗣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此后的禅宗只有法嗣，不传衣钵。不传衣钵，接班的人数就不受限制，必将有利佛法的弘扬。更何况，本来无一物，要什么衣钵呢？ 

顿悟和渐悟，是南北宗根本分歧所在。简单地说，即神秀主张“渐入佳境”，惠能主张“立地成佛”。
这里没有是非对错。惠能也说，本来正教并无顿悟和渐悟之分，只不过人与人有个体差异。有的敏捷，有的迟钝。迟钝的人修渐教，循序渐进；敏捷的人修顿教，立竿见影。但只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 

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主要区别不在顿悟、渐悟，而在奋斗目标。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宣传普度众生。 

小乘佛教认为，佛性既然是佛的，就不可能是人的。否则佛与人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什么要拜佛？因此，人不可能成佛，也不可能度别人，最多只能修罗汉果，把自己解脱出来。 

大乘佛教却认为，人性可以改造，佛与人也并非截然对立。相反，通过修行和努力，人能够逐渐向佛靠拢。
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只不过没有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但作为可能性，它是存在的。当它因佛教的修行而被引发时，就能够成为罗汉，甚至菩萨。如果还能够全部引发，圆满显现，那就是佛了。 

佛教关心的不是善恶，也不是美丑，而是觉悟与不觉悟，也就是悟与迷。因为佛的本义就是觉悟，佛陀则是觉悟了的人。相反，不觉悟，未能觉悟，不肯觉悟，那就是众生。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佛与众生，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 

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执迷不悟”。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 

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 

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茶道的兴起几乎同步。
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唐高宗时期茶正式成为饮料，玄宗时期饮茶成为风气，德宗时期陆羽的《茶经》问世，茶道流传日本。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
最后，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
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
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
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
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