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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二十四史鉴赏辞典——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 作 者 】顾晓鸣

【 ISBN 】978-7-532648924

【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

笔记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北宋薛居正主持编撰，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参加编修。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补充，实为《旧五代史》辑本。全书共一百五十卷，包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传七十七卷，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记述了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至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史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编撰，是宋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记述了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的史事。
赵翼称之“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 

《辽史》元代脱脱主持修撰，另有总裁官六人，史官四人参与编修。全书共一百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记述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至辽天祚帝耶律的辽代（907—1125）的史事，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1124—1218）的史事。
由于编撰仓促，历来对《辽史》评价不高，冯家昇以为“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 

《宋史》元代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另有总裁官七人，史官二十三人参与编修，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为庞大的一部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记述了宋代（960—1279）的史事。
历来对《宋史》多有批评，认为太过芜杂，且颇多谬误。赵翼称“宋史草率荒谬，和辽金元史一起为史家最劣也”（《廿二史札记》卷一）。 

《金史》元代脱脱主持修撰，欧阳玄等参与编修。全书共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记述了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生（1068年）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的史事。
《金史》相对辽、宋、元史略胜一筹，赵翼称之“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 

《元史》明代宋濂、王袆等主持修撰。全书共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至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史事。
历代对《元史》多有不满，钱大昕认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故而屡有改订，重要著作诸如明代解缙的《元史正误》、朱右的《元史拾遗》，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近人柯劭忞编撰《新元史》，被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列入正史，称“二十五史”。 

在专制主义集权形态的王朝统治下，君主和臣子围绕着权力分配的问题，必然会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外敌面前，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君臣之间尚能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同心协力。一旦同心协力的目标消失，如何处理好双方权力的分配问题，便成为考验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代十国这种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唐末藩镇割据日趋演变的最终结果。
一方面，突厥余部之沙陀族趁镇压黄巢起义之际，纷纷成为中原王朝所任命的地方节度使，直接参与到与君权进行角逐的政治博弈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权王朝的权力式微，客观上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提供了契机，开始了东北诸族相继入主中原，进而融入中原社会的千年历史进程。从更加纵深的历史时段来看，以契丹为首的北方诸族正在从地域和文化两个方面向中原方向靠拢，中国的地域和文化内涵获得了扩充。 

纵观阿保机的一生，为契丹族选择了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前行的道路。他的实践至少表明，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问题，这也是决定少数民族政权所建立的王朝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性政治决策。 

不能阻挡历史进程时，有人选择顺流之中肩担道义，扛起救民的大旗。坚守大义，拯救民族于危亡的仁人志士固然可敬，亦需对忍辱回旋之人略施以历史的同情。 

吴越国的实力，在五代十国中不仅不足以问鼎中原，就是想要偏安一隅也必须谨小慎微。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钱镠处处低调，隐藏自身的实力。
钱镠治下的吴越国在五代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苏轼对此评价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另一方面，钱镠为了维护其统治，厉行严刑峻法的行政手段，他亦大兴土木、搜刮民财，最根本的出发点实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他大兴土木、兴修海塘，是为了保障立足点杭州免受海潮的侵蚀，为杭州以后的繁荣打下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