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以来，一次次中央与地方之争，一次次军事强人的涌现，或多或少都会带来一些危机，甚至出现兵乱，每一场兵乱都让我们的先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济衰退，人口剧减，民不聊生！
如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东晋桓玄之乱、北魏六镇之变、唐朝安史之乱、明初靖难之役、清初三藩之乱等。 

十六国北朝上演着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戏剧，匈奴、鲜卑、羯、氐、羌，一个个策马扬鞭的民族先后粉墨登场，逐鹿中原。
这段时期也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时代。
虽然诸族凭借弯弓铁马建立了政权，但终究难以摆脱“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恩格斯）这一铁律。
在胡汉两大统治集团并存的形势下，是坚持己见还是相互妥协，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胡汉同流，智者不问族裔。 

北魏自身是一个杂糅了游牧族传统、汉族政权影响与尚古思想的政权，当时它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现实决定了农耕文明必然会对其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但确立自身统治正统性的意图，又会导致北魏统治者在效法南方政权时，又要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否定南方政权。 

与盛世一统时期饱满而略显千篇一律的自信精神相比，分裂的天下、混乱的世事，使人被迫拥有更复杂的感情，创造出的文化也就更具有多样性。
往日雄浑的气概渐渐逝去，隐逸风气悄然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易给人带来自我安慰的老庄哲学的流行。
然而崇尚清淡玄风的浮夸社会中，另一种严谨客观的精神也在同步发展，就像祖冲之、范缜那样，出于社会关怀，从天文、术数和哲理的层面，探究着宇宙的本源。 

南朝文化的开放，与以往的华夷观是格格不入的。
华夏接受四夷的朝拜，在过去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但胡饼、胡床、胡乐乃至“胡族宗教”佛教，统统被士人接受，甚至成了时尚的象征，这给人以知行不一的感觉。
不过，文化强盛的表现，在于能够兼融并蓄、融会贯通。南朝虽然被北朝所吞并，但在文化上几乎彻底征服北朝。 

最低一等的隐士行为疯癫，对礼乐孝慈不屑一顾，用此道保全自身；中等的隐士做权贵人家的臣仆，在简朴的生活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地位卑微却不以之为耻；而隐士中的上者则能做到对大富大贵毫不动心，把道义看成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可见，特立独行、不守礼法、甘于平淡在世人看来都不是太难做到的事，最能考验一个人品质的地方是面对诱惑时他所做的选择。 

何点的家事让人看到了一个隐士更加人性的一面，他并不是生来就拥有脱俗的智慧，而是经历了常人未曾体会过的大悲才放弃了寻常人的执着。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和以家国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一直处于主导地位。隐士为了践行自己的理想，不得不放弃对国家和对家庭的责任，转而追求一种相当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在皇帝看来，这些人无法通过名利来控制，他们的才能无法为自己所用，但是他们的德行可作为教化百姓的典范。
隐士的遁世代表了精神世界的升华，他们拥有不为世俗名利所累的自由。
《梁书·处士列传》向人揭示了一种可能性，那些不为名利而泯灭个性的人们不但被社会所接受，并且能够因为忠于自我而得到称颂。 

处士更像是一个在野的学者，潜心研究自己的学问，而止足者自己本来是一个政治家，在经历了功名利禄后不居功放任自己的欲望，避世隐居以求自安。 

佛教思想博大而精深，善于启发心智，经历几百年的反复锤炼，形而上学高度发达的佛教已然成为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佛教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一旦来到中国，可想而知其带来的对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佛教提倡“众生平等”，这是对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观的颠覆。佛教又说“色即是空”，显然再一次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大为抵牾。
精研儒学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佛教采取了异常警惕的态度。
佛教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长期发展，就不得不对自己的传教形式作出调整，这个调整是经历过反复的，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对于宗教问题采取极为宽容政策，道教、佛教，甚至拜火教、景教都能够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
宗教在中国的兴衰更迭，完全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因为国家干预而造成某一宗教消亡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宗教传播能力的不足，毋宁说是中国固有的儒家传统所导致的最终结局，儒家文化的深刻根基实在是很难撼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