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文学的责任》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说当下的作家“个性化”严重，没有担当起教化的社会责任，致使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这一观点，我大体是赞成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作家们想得更多的是“名利”二字，至于“责任”实在不给力。

      在当今经济大潮之下，类似文学这样实质与其无关的科目，被社会主流逐渐边缘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于是乎，文学市场化和文化产业化成了“救命稻草”，也成了一些人发迹的“助推器”。被金钱包装起来的“美”，如同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尽管知道没什么营养。

      最典型的是中国电影，大投资大制作出来的“大片”，从来都是叫座不叫好，因为里子坏了，面子再怎么着，也是白搭。譬如姜文的《让子弹飞》，朦胧着有些意味，票房还创造了新绩，仍然不如他的《太阳照常升起》。不过，即使如此，也没有几个老百姓能真正看懂（其实，创作者本身的创作亦非“自觉行为”）。这就存在着“电影拍给谁看”的问题。好莱坞的电影对象很明确，拍给全球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以外的观众看。如果说到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好莱坞功不可没。

      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无论是看好莱坞还是时下中国大片，味觉上大抵都是如同嚼蜡，更别说有什么回味了。这些东西并没被“边缘化”，它们是当下文学艺术的“主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精神环境”。当然了，它们也是有担当的，只是不是社会的，而是市场的。

      再想一想，那些被批评的作家其实挺冤的，因为他们不想被时代“边缘化”，所以才铤而走险迈向市场，反而让社会道义不断诟病。茫茫人海之中，总有一些人脱颖而出，成名成家，名利双收。是商人，人们赞许；是明星，人们羡慕；唯有文人，人们批判，这是什么逻辑呢？千百年来，文人总是为他人捉刀，以彰显××人的英明盖世，这又是谁的悲哀呢？

      刀和笔均可为利器，行凶为恶，为民则善，关键还在拿捏它们的人。如何才能拿捏好？良知和责任是前提。这就又回归到了之前的话题：社会担当。

      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是一个综合推进的过程。社会责任落实下来，不是哪一个人或者那一族人能够单方面给力的。然而，没有标杆的作用，整个人群是没有方向感的，很容易集体迷失或失落。特别是那些公众人物，言论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如果不负责任地妄说妄为，自然会扰乱视听及舆论环境，给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紊乱。当然，反之则又不同了。如摩根在美国身处经济危机时，自觉充当起“央行”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危机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不过，应该说明的是，造成危机的主因除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外，一些金融寡头和公司财团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人类大多时候，喜欢用自己的左手扳右手，至于到底哪只手能扳倒另一只手，我们似乎是不会去仔细考虑的——事实上，我们经常是被自己“固有的思维”给边缘化了，而且还浑然不觉。说到社会中，也只是被排除在主旨利益分配范围之外，仅此而已。

                                                                          201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