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完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苏轼也反对。他和司马光不一样，司马光是彻底地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并没有鲜明而坚定的立场。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几个敢于变法的人，改朝换代的倒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变法不改朝，始终“最终权力”不在自己手上，到后来大都不得“善终”。王安石还好，生活在宋代，算是老死的，不像商鞅被五马分尸。

两宋时期，中国科技、文化和经济活动十分活跃，但国不强民不安，总受外族“挤兑”，社会发展矛盾突出，有识之士都想“一试身手”，为之扭转乾坤。苏轼亦如此。但他不同于王安石，他只是观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才会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其格局可见一斑。

王安石不一样，他是准备舍弃一切的，为了变法，为了强国。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身陷囹圄，被人欲置于死地时，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救了他一命。王安石为什么这样做？显然不是他于苏轼有什么交情，更非看重苏轼的才学，主要还是出于国家律制，即不可妄杀。有史学者认为，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这纯粹是谬论，试问：北南两宋就没有被处决的士人吗？

不过，王安石也好，苏轼也罢，在变法前后都没被杀戮，这确是事实。宋朝的问题是，言论自由了，皇帝没有主张，臣子们言来言去，也没有保住江山，只是枉出了范仲淹、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爱国志士。“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陆游的宿命，不是苏轼的。

后来的历史恰好说明，王安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弱不经风的赵宋王朝一朝“呼呼”，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士大夫可以治国，也可以乱国，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读书人的妄言。

虽然政见不同，苏轼晚年的时候，还是借道金陵去看望了一下老来闲居的王安石，据说两人相谈甚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都远离了“是非”，有的只是自己了。

“唐宋八大家”有苏轼，亦有王安石。论文学造诣，前者在后者之上；论历史地位，前者远不及后者：一个是文学大家，一个是历史伟人。

变革，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2017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