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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猪头肉有点扎嘴,我却怀念了半辈子

已有 2060 次阅读 2026-2-3 08:02 |个人分类:故乡纪事|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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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节的脚步近了,窗外的城市开始挂起红灯笼,超市里循环播放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可这些年,我总觉得那年味儿像被稀释了的酒,看着还是那颜色,入口却淡了许多。于是记忆便不由自主地往回走,一路走到鲁西南那个小小的村庄,走到生产队场院里热气腾腾的杀猪锅前,走到那块让我记挂了大半辈子的、带着几根硬鬃的猪头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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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十年代靠着一纸通知书离开那儿的。背包里揣着母亲煮的鸡蛋,怀里是父亲塞的二十块钱,回头时,村口的老槐树渐渐缩成一个小黑点。那时以为只是去读书,没想到这一走,便是四十余年的光阴。城市给了我许多,却也拿走了我最原初的、关于“年”的全部知觉。

那时的年,是从嗅觉开始的。一进腊月,空气里就飘着不同的味道。先是晾晒被褥在冬阳下那股干燥的、暖烘烘的棉花味;接着是母亲们拆洗缝补,浆洗衣服的皂角味;到了腊月二十往后,便隐约能闻到谁家锅里飘出的、煮肉的醇厚香气。那香气是有形的,像一条条柔软的丝带,从各家的烟囱里飘出来,在村庄上空交织、缠绕,最后织成一张巨大的、名为“年”的网,把每个人都兜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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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年的高潮,无疑是生产队杀年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肚皮里的油水是稀缺资源。平日里,青菜糊糊是主食,碗里能飘几点油星便是改善。猪肉?那是奢侈品,只有三种情况下能见到:一是生产队的牲口不幸死了,能分点肉打牙祭;二是谁家婚丧嫁娶,摆席面上有几片肥肉;三就是这年底,生产队杀那几头养了一年的猪。因此,杀年猪不啻为一场神圣的、关乎口腹与精神的盛典。

我父亲是生产队长,这仪式便由他主持。过了腊月二十三,祭了灶王爷,他便开始张罗。场院是早已打扫出来的,黄土夯实的平地,中央挖一个浅坑。队里吃食堂时用的一口特大号生铁锅,被几个壮劳力“哼哧哼哧”地抬过来,架在砖头垒起的灶上。那口锅大得能装下一个孩子,乌黑油亮,锅沿被岁月和饭勺磕碰出许多细小的缺口,像老人豁了的牙。

劈柴是早就备好的,杨木、槐木都有,干燥得很,遇火便“噼啪”作响,爆出火星子。火焰舔着锅底,锅里的水从安静到泛起鱼眼泡,再到翻滚起白浪,热气蒸腾而上,模糊了周遭的人脸,也模糊了冬日清冷的天空。那热气带着柴火的烟火味和铁锅的腥锈味,是一种朴素的、令人安心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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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总在最后登场。猪是从圈里赶出来的,通常是一头黑猪,或许夹杂着白花,养得膘肥体壮,走起路来肚子几乎蹭着地。它或许感知到了命运,吭哧着不肯往前走,被社员用枝条轻轻抽打着屁股。到了场院中央,几个平日里耕地拉车的彪形大汉一拥而上,抓耳朵的,拽尾巴的,抬身子的,瞬间就把这二三百斤的活物制服,摁在两条长凳支起的宽大案板上。猪的嘶嚎声瞬间刺破长空,那不是一般的叫唤,是用了全身力气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充满了惊恐与绝望的哀鸣,能传遍大半个村庄。这声音,成了我童年记忆里关于“年”最尖锐的音符。

操刀的是老根叔。他是村里的“大拿”,不只是杀猪,红白喜事掌勺、盖房上梁看日子、甚至孩子半夜啼哭叫魂,似乎都少不了他。他五十来岁,精瘦,寡言,一双眼睛看人看物都淡淡的,唯有握住那柄一尺来长的尖刀时,眼神里会闪过一丝极专注的光。他不用别人帮手按猪,只让人把猪头仰起,露出脖子下那片长着稀疏硬毛的皮肤。他左手在那一按,右手刀光一闪,便精准地送了进去。那动作快、稳、准,没有丝毫犹豫,像完成一个演练了千百次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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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股冒着热气的鲜血,不是流,而是“汩汩”地、带着些微压力从刀口涌出来,流进下面早就备好的、撒了一把盐的陶盆里。猪的嚎叫从高亢转为急促,再到微弱,最后只剩下四肢无意识的抽搐。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浓烈的、甜腥的铁锈味。我们孩子围在大人腿边,既害怕那血光,又被一种原始的力量所震慑,眼睛瞪得溜圆,大气不敢出。

待猪彻底没了声息,老根叔便换一把小些的尖刀,在后腿蹄子附近割开一个小口。这时,队里几个肺活量好的棒小伙子便摩拳擦掌地准备“吹猪”了。这是个技术活,更是力气活。第一个人蹲下身,嘴唇紧紧贴在那个刀口上,深吸一口气,然后鼓着腮帮子,脸憋得通红,开始往里吹气。旁边有人用木棍有节奏地敲打猪身,帮助气体在皮下游走。吹一会儿,换一个人,像接力一样。看着那原本瘫软的猪身,一点点鼓胀起来,肚子滚圆,四肢也支棱开,最后变得像个巨大的、充了气的皮囊,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一种诡异的、光滑的苍白。这个过程滑稽又费力,常常引得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哄笑和喝彩。

吹得滚瓜溜圆后,七八个劳力喊着号子,把这只“气球猪”抬起来,“一二三”扔进那口沸腾的大铁锅。热水四溅,人们惊呼着后退。烫一会儿,又捞出来,放在案板上,用专用的刮刀,或者干脆用边缘磨薄了的铁勺,开始刮毛。那被热水烫过的猪毛,仿佛脱离了与皮肤的紧密联盟,一刮便是一大片,露出底下粉白或微黄的皮。黑猪也罢,白猪也好,最后都被刮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头“光腚猪”,在日光下白得晃眼。

连猪尾巴也不放过,被刮得光溜溜,细长的一根,微微弯曲。这时便有老人笑着起哄,说用这新鲜刮净的猪尾巴,在流口水的小孩嘴里划拉几下,就能治好这毛病。这不知传了多少代的偏方,每年都要上演一番。村东头的二胖子,比我大两岁,口涎总是不自觉地流到棉袄前襟上,结一层亮晶晶的冰壳。这时便被众人嬉笑着推搡到“光腚猪”前,强迫着漱了几下那滑腻的猪尾巴。二胖子又羞又臊,满脸涨红得像猪肝,挣脱了便往家跑,身后留下一串更响亮的笑声。这笑声里没有恶意,只有乡村生活里那种粗粝的、直白的亲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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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程序,便更具实用主义的色彩。我爹指挥着,用铁钩子穿过猪后腿的肌腱,把整猪倒挂在场院边一棵老榆树粗壮的枝杈上。老根叔换了把更大的刀,从脖颈到下腹,划开一条笔直的口子。热气裹挟着更复杂的气味喷涌而出——脂肪的腻香、内脏的腥臊、还有血液残留的甜锈。五脏六腑被一样样取出,放在大盆里。心还在微微跳动,肝泛着紫红的光泽,肠子被小心地捋直……它们各有归宿,都是珍贵的年货。

猪被大卸八块:两扇厚重的肋排,四条肥厚的腿,一大块脊背上的“通脊”,还有最受青睐的、脂肪层最厚的腰窝肉。分割好的肉块堆放在几张拼接起来的门板上,红白相间,油光水滑。我爹拿着账本和秤,开始按工分和人头一家一户地分配。队伍早就排好了,家家户户都派了代表,挎着篮子,拎着盆,脸上洋溢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对丰足的期盼。那个年代,缺油水,肥肉比瘦肉金贵。能多分到一指厚的肥膘,或者那块能炼出不少猪油的“板油”,足以让一家人高兴好几天。至于沿着肋条割下来的那几条长而规整的肉,我们那里叫“礼条”,是过年走亲戚时最体面的大礼,通常要送给最重要的长辈或贵客。

最后剩下的,是猪头、四个蹄子、一整套下水(心肝肺肚肠),以及一副完整的骨架。这些“零碎”不会被精细分割,而是搭配着分成若干份。比如一个猪头配上两截肠子,或者一副肝肺配上两个蹄子。分法是最古老也最公平的——抓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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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记得那一年,大概是我十岁左右,家里派我去抓阄。纸团是母亲用旧作业本撕了写的,团得紧紧,扔在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里。我把手伸进去,心跳得咚咚响,仿佛能决定全家过年的质量。摸索半天,捡出一个,小心翼翼展开。上面是父亲笨拙的字迹:“猪头半只”。周围顿时响起羡慕的“啧啧”声。半只猪头!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一大坨肉,虽然骨头多,但啃起来香,脸子肉(猪头肉)更是下酒的美味。我攥着纸条,像攥着大奖,昂着头跑回家报喜。

喜悦持续到处理这半只猪头时,便打了折扣。猪头拿回家,母亲烧了一锅开水,仔细地烫,用镊子一根根地拔那粗硬的鬃毛。耳廓里,眼皮上,鼻孔边,尤其是额头和脸颊褶皱里,那些毛根深蒂固,仿佛长在了灵魂里。怎么拔也拔不干净。眼看年三十了,不能再等,母亲只好把它下锅煮。煮熟后的猪头肉,酱红油亮,香气扑鼻。拆骨取肉时,我发现许多肉的皮上,还顽强地附着那些短短硬硬的毛根,黑点似的嵌在皮里。

年夜饭上,那盘凉拌猪头肉是硬菜。酱油、醋、蒜末、一点点珍贵的香油拌了,堆得冒尖。一家人围坐,父亲抿一口地瓜干换的散酒,夹一筷子肉,满足地咀嚼。我也急不可耐地夹起一大块,塞进嘴里。肉的咸香、蒜的辛辣、醋的酸爽在口中爆炸,那是无上的美味。然而,咀嚼几下,舌头上便清晰地感觉到几处硬硬的、扎嘴的异物。是那些没褪净的毛根。我皱皱眉,偷偷用舌头抵出来,吐在手里,藏在桌下,然后继续吃下一块。下一块,可能还有。

那年的春节,因为拥有了“半只猪头”的巨富,我们家饭桌上的肉菜似乎格外丰盛。我也因此比其他任何一年,都更“奢侈”地、大口地吃了更多猪头肉。同时,也比其他任何一年,都更多地、在美味的间隙,遭遇那些恼人的、扫兴的硬毛。 

许多年后,我坐在窗明几净的餐厅里,吃着精心烹制、摆盘考究的菜肴,甚至也包括那些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切成薄如蝉翼的“水晶猪头肉”时,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口混合着毛根扎舌感的、粗粝而生猛的香。

我曾不解,为何这块带着瑕疵的肉,记忆反而如此顽固。后来渐渐明白,我所怀念的,或许并非那块肉本身。我怀念的是那个热气蒸腾、人声鼎沸的场院,是那股混合了柴火、血腥、热水和泥土的复杂气味,是老根叔沉稳的刀光,是二胖子羞红的脸,是父亲分肉时威严而满足的神情,是抓中“半只猪头”时那瞬间爆棚的幸运感,是全家围坐时那盏昏黄灯光下的温暖。

那几根拔不净的猪毛,像时光留下的标点,突兀地穿插在关于美味的记忆里,却因此让那段记忆更加真实、深刻,无法磨灭。它提醒我,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精挑细选、毫无杂质的“净肉”,而是这样毛茸茸、热腾腾、带着血丝、夹杂着遗憾与喜悦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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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故乡老屋在,父也已故去。老根叔、吹猪的小伙子们、还有那个爱流口水的二胖子,都散落在时光深处,或已作古。那个需要靠一场盛大的屠宰仪式来确认丰足的时代,也一去不返了。

马年的钟声快要敲响,窗外的霓虹取代了昔日的炊烟。我拿起笔,写下这些文字,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场院,面对那半只毛没褪净的猪头。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但舌底依稀残留的、被硬毛轻扎的触感,让我确信,那段童年,那个村庄,那个有着原始生命力的“年”,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就像那猪头上的毛,拔不净,便一直长在了记忆里。

 

——图片来自网络,向拍摄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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