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老师那双手，糙得像老槐树的皮，可一抚上我的平头，却像通了电似的，叫我浑身一颤。那电流不像是从外头来的，倒像是从我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酥酥麻麻的，一路窜到脚底板。我低着脑袋，不敢抬眼看他，只觉得眼眶热烘烘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我爹站在一旁点头哈腰，像棵被风吹弯的稗草。我知道，眼前这老头，不简单。
后来我才晓得，牛老师的老家离我们吴桥村不远，就西北三里地的牛庄。虽不在一个管区，可乡里乡亲的，我爹跟他也算是“眼熟面花”的交情。
牛老师站在校门口眺望时雕像般的剪影，和其他几个劳动时的剪影一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年后，我仍然无法忘却牛老师最初传递给自己的那份温暖。当我回忆自己八十年代初的中学时光时，牛老师的雕像剪影还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听我爹说，牛老师解放前年轻时曾给本村大地主牛百岁当过大领，是个苦大仇深的人。解放后他被推选为牛庄管区的头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69年建湖西红校时，又被公社选派来学校担任“老贫协”代表，是湖西红校的建校元老。私下里，同学们喊他的谐音绰号“牛皮鞋”。
我两年苦涩高中生活的开端，并没有使他感到太多的新奇。湖西红校没有食堂餐厅，无风无雨的天气里，师生们都是端着饭碗在食堂门口吃饭。我感觉在学校里，跟自家村里老少爷们的生活习惯差不多，都是蹲在院子里吃饭，都是夜里到院子里去撒尿，都是头头们领着人们下地干活。
看到花白头发，白粗布对襟上衣，一身老农民打扮的牛老师，领着一群老师，蹲在小伙房门口吃饭，我感觉牛老师越发象邻居二老爷，领着村民，在牛屋场院里吃食堂，搞“三秋”会战。
牛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平日里，我见面打招呼都喊他牛爷爷。牛老师每次都嘘寒问暖，询问几句，也不喊他的学名，亲切地唤他：“小哩，有事给爷爷说。”
每次见面，我都下意识地看一眼牛老师脚下穿着的那双平底老布鞋，脑子里反复闪现一双油光闪亮的黑皮鞋的图象，和“牛皮鞋” 三个汉字。
同桌胡大海说牛老师很像电影《青松岭》中的车把式万山大叔。教语文的班主任黄树良老师，像那位唠叨着"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落后分子钱广。仔细看牛老师的脸型，跟电影演员李仁堂倒是有几份相象。但在黄老师身上找不到钱广的影子，背地里同学都喊他“黄鼠狼”。
每逢学校集合开会传达上级文件，牛老师都端坐在主席台上，与校长吕步伟平起平坐。吕校长讲完话后，他都要再补充几句。牛老师的讲话也像万山大叔，声音洪亮，不像吕步伟，气管炎，说一句话喘三喘，像被人掐着脖子。听着校长的讲话，我感觉像娘在厨房拉动被老鼠啃破的风箱，所发出的“呼嗒呼嗒”漏气的声音。牛老师的讲话，风格像村里人日常拉呱，总夹带着一句湖西地区庄稼人的口头语“我日年”。
“我日年，刚才吕校长讲啦，我再补充两句。这个这个北大洼挖抬田沟的活，我日年，任务很艰巨。”
讲到兴起时，他两只手还习惯性地撸衣服袖子。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啦，你们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是有很潮气和干劲的，我日年，是能把咱红校的劳动课开好的……”
除了那句口头语，牛爷在讲话中引用的一些时髦词语，常常夹杂许多错别字。对于牛爷朴素的讲话，高二的老生们显然早已习以为常。当新生这边有人偷偷地发笑时，引得一些老生回头朝这边观望。在开过两次校会以后，我发现班里再也没有人发笑了。
从体育委员兼劳动委员孙大军手里接过一把铁锨，我感到就像战士接过一把钢枪。
坐在墓砖垒砌成的教室里上课，我老是无精打采地想睡觉。只有劳动课上，他才慢慢恢复生龙活虎的灵气。同桌胡大海课堂上睡觉，劳动课上也是迷迷瞪瞪，似睡非睡，同学们喊他胡迷瞪。
高一新生的劳动课，被安排在每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初秋，试验田里的稻子还没有成熟。劳动课的内容，除了拾棉花、割荆条这样的小活，绝大部分时间是到北大洼盐碱滩上，挖抬田沟造田。
出了校门，越过上几届学生开垦出来成块成方的一大片试验田，站在试验田的边沿，往南看远处的红校像浮在黄绿色水面上的一座岛屿。
从东南微山湖方向吹来的风，掠过大片大片的稻田，款款地拂在脸上，隐隐约约地能品味出所携带着的水草和鱼虾混合的湖腥气味。围绕着学校周围的绿色稻田，泛滥着点点金黄色。在我的眼前，远处稻田纯正的黄绿色渐渐过渡成湖滩荒地的黄褐色。越过西边的果园，那是一条通往老家吴桥村的小路，也是学校与干鱼头镇联系的唯一的一条路。往北是一眼望不到边白花花的盐碱滩。除了在一些沟壑、低洼的地方，生长着一些低矮的黄色芦草外，其余一片白茫茫。同学们跟在牛老师的身后，听他讲解红校过去战天斗地的辉煌历史。
劳动课的内容就是在盐碱滩上，开挖出一条条排水沟，排碱造田。红校挖抬田沟造田的劳动课，跟村里生产队大呼咙班干活一个模式。男女生搭配，几十号人一线排开。男生在沟里掘土，女生在抬田面上整平。牛老师身先士卒，拿着铁锨亲自下到沟里掘土。班主任黄鼠狼也不是电影中的落后分子，也亲自披挂上阵，指挥作战。跑前跑后指挥干活的还有班里的劳动委员孙大军。
孙大军体格健壮，体内旺盛的雄性荷尔蒙，不断从脸上拱出来，发育成一脸糟疙瘩。糟疙瘩层出不穷，他一天到晚地用手挤，仿佛跟它们有仇似的，常常弄得满脸血糊淋啦，像战场上挂彩的伤兵。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块小圆镜子，有空就掏出来照自己的脸，检查是否又长出新的糟疙瘩子。
孙大军的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他吹嘘说电影《上甘岭》里面的孙连长就是他爹。当年他爹用一泡尿救活的小班长，现在是西北军区的师长，答应他高中毕业后接他去当兵。
孙大军不愧为行伍世家出身，把高一新生当作预备役新兵连，喊口令，带队伍有板有眼。走在一旁的牛老师和黄鼠狼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投去赞许的目光。
一个星期后，同学们就发现孙大军对班里一个叫牛娟的女同学眉来眼去的，有一些小动作。劳动课上两人经常成双成对地搭班干活。来回路上，孙大军主动抢着帮牛娟扛铁锨。
晚上，胡迷瞪把自己的褥子尿湿后，靠到我这边来睡。我本来睡不着，两人就偷偷说话。迷瞪贴着我的脸，小声说：“孙大军跟牛娟俩人那个来，你看出来了吗？”
“哪个来？”。
“你真没看出来？”
“没有。”
“俩人谈恋爱来。”
我唬了一跳，说：“可别瞎胡说啊。”
“谁瞎胡说来？大家都看见了，就你是母狗眼。”
我那时对班里的女同学还认不全，也没把这话放心上。直到有一天中午，一个胖乎乎的女同学在教室门口拦住我，说：“那个谁来，俺爷爷让我喊你。”
我跟着她走到学校西院的饲养场，看见牛老师伫立在牛舍旁，守着一头病牛，神情忧郁。我才知道，她就是牛娟，牛老师的孙女。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牛老师不像万山大叔，也不像李仁堂，他就是一个守着病牛、担心孙女的老头。他脚下的布鞋沾着泥，他的手里攥着草，他的眼里装着整个湖西的盐碱滩，也装着一个老农民的忧虑。
我站在那儿，没说话。风从微山湖吹来，带着水草和鱼虾的腥气，掠过稻田，拂过盐碱地，吹进红校的每一个角落。我知道，这段日子，这些人，这些事，会像牛老师的剪影一样，刻在我心里，一辈子也抹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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