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旧物时，我又看见了那个暗红色的塑料皮证书。封面上烫金的字已有些斑驳，内页泛黄，盖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函授部”的圆章。我摩挲着它，像摩挲着一段发烫的青春。快四十年了，它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抽屉深处，与我那些理工科的专业书、学术论文挤在一起，像个走错门的客人。

一九八六年的大学校园，处处弥漫着文学的热浪。食堂门口的海报栏上，贴满了诗社、文学社的启事；宿舍熄灯后，总有人在走廊借着昏黄的灯光写诗；课堂上偷偷传递的，不是情书，而是《收获》《人民文学》和油印的民间诗刊。那时的年轻人，口袋里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诗。仿佛一夜之间，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作家，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文学梦。

我就是在那样的氛围里，被一位高年级的学兄“忽悠”进了他的“泥土文学社”。学兄穿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戴黑框眼镜，说话时喜欢引用北岛和舒婷。他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我信了。于是跟着一群同样热血沸腾的“乌合之众”，开始熬夜写小说，抄诗歌，把工整誊写的手稿塞进信封，贴上八分钱邮票，寄往天南地北的编辑部。那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偶尔有豆腐块大小的文字变成铅字，出现在某个地区小刊的角落，便能兴奋得好几天走路都轻飘飘的。但人心总是不足，总盼着能在那本最厚、最有名的《收获》上，看见自己的名字。

就是在这种焦渴的期盼里，我在一本文学杂志的封底，看到了鲁迅文学院的招生广告。广告词写得极有蛊惑力——“名师指点，通往作家之路的捷径”。“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主办，这几个字像带着金光。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鬼迷心窍地报了名。现在想来，那种心态，颇像今天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花重金去购买什么“财富密码”。

一年的函授学费是一百二十元。我踌躇了好几天，才给老家父母写了信。信里，我尽量把这件事描述得前途光明，我说我要去北京（尽管是函授）学习写作，将来要当作家。我的父母是鲁西南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在土坷垃里刨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看不懂我信里那些文绉绉的词，但他们看懂了几子的渴望。没出十天，汇款单就来了。附言栏里，是请代笔先生写的一句话：“好好学。”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百二十块钱，是家里卖掉了攒了不知多久的鸡蛋，又粜了几百斤粮食才凑齐的。若按当时的物价，三千个鸡蛋，八百多斤粮食，就换来了我手里这张报名资格。我把那张轻飘飘的汇款单攥在手心，却觉得沉甸甸的，烫手。

交钱之后，我便开始了期盼。每月中旬，总能收到从北京寄来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打印的辅导材料。油墨的香味，让我觉得神圣。我像解读武功秘籍一样，逐字逐句地研读，总幻想能从字缝里看出“写作速成”的心法。函授部要求学员定期寄习作，由学院的“专家”批改，优秀的会在院刊上发表。我把我最得意的几个短篇，改了又改，誊了又誊，郑重地寄往北京。那感觉，像是把一颗滚烫的心掏出来，托人送上了圣殿。

回信总是来得很慢。退稿信是油印的格式函，偶尔，会附上一张纸条，上面有潦草的几行字，算是“专家意见”。那笔迹龙飞凤舞，我需反复辨认，才能猜出个大意，无非是“立意尚可，技巧不足”、“人物形象单薄”之类。我捧着那寥寥数语，试图从中悟出真谛，却像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希望一次次的燃起，又一次次的熄灭。那种感觉，像一个虔诚的香客，不断地向一尊沉默的佛像叩拜，却始终听不见回音。

一年时间，就在这种不断的寄出与等待中，倏忽而过。八七年春天，五一劳动节前后，我收到了这个红色的结业证书。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老师的祝贺，它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躺在信箱里。我打开它，看着自己的名字和那个鲜红的印章，心里头空落落的。我的作家梦，仿佛随着这个证书的抵达，也正式宣告终结了。它像一个句号，圈住了我一年的狂热，也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

很多年后，我才更清楚地看明白了这件事。当年的鲁迅文学院办这类函授班，其主要目的之一，大约就是创收。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文学青年，就像一群扑火的飞蛾，用自己的微薄薪饷和父母的汗水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梦想产业。指望通过这条路成为作家，其荒诞程度，不亚于今天有人想靠买彩票实现财务自由。青春嘛，本来就是用来试错和挥霍的，浪费一年的光阴在文学梦里，我并不觉得可惜。只是那三千鸡蛋、八百斤粮食，像一块心病，让我愧疚了许多年。

网上有人换算过，八十年代的万元户，相当于今天的千万富翁。那么，我那一百二十元学费，搁在现在，怕是值十几万了。十年前，老父亲病重住院，我守在床边陪他聊天。不知怎的，就提起了这桩旧事。我说：“爹，当年我不懂事，浪费了家里那么多钱，去学那没用的东西，想想真后悔。”父亲躺在病床上，瘦削的脸上却漾开一丝豁达的笑意，他慢悠悠地说：“傻孩子，只要你觉得学到了东西，那就不算浪费。”

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今天，我看着这个红皮证书，父亲说那句话时温和的眼神，他脸上被岁月犁出的深壑，都清晰地浮在眼前。我心里猛地一酸，眼泪几乎要涌出来。我忽然明白了，父亲当年省吃俭用寄出的，不只是一笔钱；他朴素话语里宽慰的，也不只是我年少的虚荣。那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对“学问”二字最崇高的敬重，是对儿子精神世界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托举。

这本红皮证书，最终也没有让我成为作家。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青春的注脚，记录着那个文学比天大的年代，也记录着一份由鸡蛋和粮食转化而成的、沉甸甸的父爱。它很轻，也很重。它是一张“破证书”，却也是我一生都挥霍不尽的财富。

我的全民K歌：《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