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孟孟

关于学者的使命问题，早有德国大哲费希特的名著《论学者的使命》。小子不敢与大师争雄，只谈些自己的浅见，以期自我教育。

先解主词——学者。

学者，首先指一群人，即它是一个人类群体的称呼，和它并列的可能还有军人，医生，律师等。在这种意义上，学者便有两种理解：其一，指做学问的人，求学的人。这往往是在与教者相对而用时，产生的意义。其二，指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学识渊博的人，可能还内含人格修养和道德典范的意味。

其次，学者也可能指人类个体，即某一个人。此处也有两义：其一，是特指。如陈寅恪学者，胡德海学者，刘庆昌学者等。其二，是凝聚。这是由于某一学者在某一地区学术之名极盛，远盖其他学人，当提及此地学者时，便专指了这一位。例如，人们都熟悉的“唐僧”，“唐三藏”之名，当提及此名时，我们想到的自然是唐朝太宗帝那朝去印度取经的那位大师。可实际上，“三藏”即僧侣，“唐僧”即唐朝的僧人，只是由于优秀和出名，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这一名称才凝聚在玄奘一人身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二曲学者或先生（李颙），板仓学者或先生（杨昌济）等。

再谈使命。

使命，意味着职责，任务和责任，它是人或组织存在的目的，方向与责任。一般认为，“使命”可以作为不同群体相区分的标志，因为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使命，学者的使命就不同于军人的使命。例如，有人（《论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一文的作者彭泽平和陆有铨）是这样阐述当前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的：

第一，   构建中国本土原创的教育理论。

第二，   服务教育决策，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

第三，   传播教育思想和理论，提升社会的教育智慧。

这样的言说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使命，必定隐含着价值判断，即好坏的判别，更隐含着正向的价值和追求的表达。如果我们承认有小偷（想想《天下无贼》），强盗，人贩子等这样一些群体的话，当我们若要用“使命”来区分它们时，便显得很荒谬。

        可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把使命作为人类各群体之间相区分的标志是不周延的。我想，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将人类群体分为积极群体和消极群体。用使命便可区分出不同的积极群体。为什么强调“一般意义上”这种模糊化的说法？因为一个群体积极与否，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判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域下，同一群体可以会被判为不同的“性格”。例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人，在当时统治王朝来看便是消极群体，他们有的是野心和阴谋；而在一般贫苦农民和他们自己来看，便是积极群体，他们自认为身负上天赋予的使命，要替天行道。

我们知道，在统计学上有两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其一，我们会拒绝一个好的：其二，我们会接纳一个坏的。严密准确的统计技术尚且如此，我们便不必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具有无可争辩的普适性，也不必为诸多的特例感到尴尬和无力。社会科学不追求绝对，更不排斥特例，它能做的是尽量拓宽其理论解释的普适性和力度。

所以，关于“学者的使命”我们还能继续言说，进一步研讨。可以尝试着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学者应担负什么样的使命呢？

其一，是理论上的使命。这是第一使命，首先，它是本然的，基本的；其次，其他使命是否能完成以它为基础。这主要表现为学者的著书立说。

其二，是工程上的使命。这里的“工程”并不是仅指狭义的物质工程，还包括精神工程。（关于工程的理论问题，可参见徐长福的《工程思维与理论思维》一书）。这主要表现为学者对社会工程的构划和决策的影响。

其三，是实践上的使命。即是学者通过自己的学识和思想提高社会整体意识。这是最次一级的，因为是否影响社会实践，并不注定是学者的必须，在有些学者看来，这只是一种情怀和志趣，可做可不做。

可以这样说，学者最重要的使命是对人类的知识增量要有所贡献。

（二）使命从哪里来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其一，从宏观上看，使命来自“上天”和“时代”。

其二，从中观上看，使命来自特定群体的内在规定，这种规定往往又是无言的和缄默的。

其三，从微观上看，使命来自个体的自我建构。

其四，使命来自前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学者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其一，好学。这是学者最基本的需求。我曾在博文《献书》中谈到：“背书包的不一定都是念书的，念书的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学着的，不都是好学的。学者，不好学，是不合格的学者。

其二，深思。学与思的关系，孔夫子曾有高见。我想说的只是，思之不深，便够不上学者的标准，充其量可能只是个知识的搬运工。

其三，笃行。运动员或搞体育的人往往会被人指责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学者或知识分子也往往会被世人嘲笑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要完成学者的使命，我想，在笃行中体验和深思应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