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endid！Splendid！
《创新话旧》第6章（4）
温景嵩
南开大学 西南村 69楼 1门401号
（2007年11月6日 于南开园）
6．5．5 赢得了剑桥朋友们的喝彩
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提到剑桥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十分频繁。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学术机构的水平高低，其实可以从它的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频繁程度判断出。而剑桥的学术活动的活跃程度，刚好可和它在世界上的学术界的地位相比。本书第一章曾讲到，剑桥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饮茶室大厅内，墙上挂着每周全系的重要的学术活动日程表。这是一个大布告牌。此外，各大组，各课题小组还有自己的小安排。所以每个人每周至少要参加两次学术活动。一个是本小组的，一个是大组的。小组的叫非正式的报告会，大组的叫正式的报告会，报告会的原文seminar或可译成研讨会，讨论班。如果兴趣广泛，则还有更多的报告会可以参加，可谓忙矣。来做报告人范围也很广。有从国外请来的，从校外请来的，从外系请来的。也有自己人，本系的，本大组的，本课题组的。级别相差也非常大，最高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有一般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访问学者，甚至是博士研究生。只要你有新的想法，新的发现都可以上去讲。当然这种活动都是自由的、自愿的。在剑桥每一位工作人员，包括访问学者和博士生，都有他的办公室，教授一个人一间，一般人两个人共用一间。可是他们并没有考勤制度，上下班与参加学术活动都是自由的。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其实他们对参加不参加系里的活动还很注意。有一次，巴切勒找我谈话，谈到和我一起从国内到他这个系里天体物理组进修的年轻朋友，巴切勒对我说，你的那位年轻朋友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到系里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你去了解一下。如果他确实不需要我给他安排的办公室，我可以收回，因为还有人等着要用。我大吃一惊，忙去找到这位年轻人，向它转述了巴切勒的意见。这位年轻朋友赶快找到巴切勒，向他做了检讨，问题才得以解决。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并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到不到系里，参加不参加系里的学术活动他们还是很在意的。
我体会，参加学术活动也是他们考核工作人员的重要方法，而且是一种很聪明的考核办法。这不仅对报告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考察，对于听报告的听众来讲，也是一种考察。你参加学术活动积极不积极，听报告后提得出问题，还是提不出问题，提的问题水平高不高，有没有打中要害，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事，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实际水平。一般在西方，做报告的人，也对听众提问题抱十分欢迎的态度，如果做完报告后，鸦雀无声，什么问题也没有，那报告人就会十分失望，认为你没有听懂。一位美籍教授对我说，进行这种学术交流，你们叫讲学，我们则叫做报告会，意思是说，在报告会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并不是说报告人就一定比听众高明。实际可能相反，作为一个听众，他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报告人的问题来。所以可能听众比报告人更高明，叫讲学是不合适的。巴切勒的流体力学大组就是这样，流体力学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人类超音速飞行以后，下半叶开始就向十分广阔的新领域进军。纳入流体力学视野的有天体流体力学，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大气动力学，生物体内血液微循环系统的流体力学，地质流体力学，悬浮体力学等等。花样百出，到剑桥巴切勒这里的流体力学大组来做报告的人也就各不相同，背景很广泛。但不管是什么领域中的流体力学学者来这里做报告，巴切勒手下有几员大将非常厉害。在听完报告后，都能提出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来，让报告人紧张一下，甚至是下不了台。所以，受到剑桥大学的邀请，到剑桥来给大家做报告的学者，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当然很高兴，有机会到这所世界上第一流的学府中做报告，都感到是一种荣誉。但另一方面也很紧张，生怕被巴切勒的这些大将们问得下不了台。有一次一位美籍流体力学教授应邀到剑桥巴切勒这里来做报告。报告以后，我曾找机会和他进行交谈，交谈中他告诉我，在报告前他对巴切勒讲，这次到剑桥来做报告，是准备好把自己送到狮子嘴里面去了。但报告后，巴切勒对他说，怎么样？这狮子也不一定非要咬人吧！意思是他那几位大将并没有把这位美籍教授问倒。
从1979年10月到1982年 2月，我在剑桥巴切勒那里做了两年零四个月的高级访问学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有机会给剑桥的朋友们作一次报告。时间是在1980年，讲的正是我在云物理上的工作，一共讲了两次。第一次是给他们的博士生讲，有一位大概是他们博士生的“班长”来邀请我，说他们博士生自己还有一个更加非正式的报告会，一周一次，不在正常工作时间，而是利用中午午餐时间，由他们请客，简单便饭，饭后就开讲。这种活动从来就没有列入正规的学术活动日程，所以我那次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报告会活动（后来还在达尔文学院做过一次非正式的报告）。讲过之后不久，流体力学大组当时的负责人亨特博士来邀我给他们的流体力学大组做一次正式的大报告，并对我的报告提出一点要求，由于剑桥的朋友们没有人在做云物理，所以他要我在开讲之前，先抽出十分钟讲一讲云物理的ABC，亨特的职称是副教授，但在剑桥不用副教授的名称，而是用Reader（读者），在剑桥日常生活中除了教授使用教授职称外，其他一律不使用自己的正式职称，大家都通称博士，显得相当平等。剑桥教授职称控制很严，一个专业只设一位教授，其他至多是副教授。所以在流体力学大组只有巴切勒是教授，像亨特这样的副教授地位就很高了。是仅次于巴切勒的人。实际上他们的讲师，博士后中随便拿出一位来，都是水平相当高，在国际上有自己出色的成果。于是，我很愉快地接受了亨特的邀请，并开始了认真的准备。以第一次给博士生的讲稿为基础，又做了仔细的修改，那一次给博士生报告的重要性就显出来了。看来剑桥的朋友是好意，为了使我这个刚从闭关锁国的中国走出来的人能在用英语做报告问题上有个适应过程，他们有意识地让我先给博士生来讲，这就为给剑桥的各位老师做正式报告打下基础，是一次很好的练兵。对报告的学术内容，我并不担心，也不紧张，因为我已经知道我那理论成果已经经受住了英国学者们十几年的反复检验，而最终被接受下来。所以我很有信心，不可能被巴切勒的大将们问倒。当然我是第一次用英语做正式的学术报告，能否讲好，还是有点担心。巴切勒建议我事前要Practice几次（练习几次）。我照他的要求做了，于是在报告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把握，确信自己能够用英语讲好我那第一个理论创新。报告终于在一个周末，星期五的下午在剑桥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的大教室中进行。这个时间地点是通常流体力学大组举行正式报告会的时间和地点，来的人很多，大教室里的座位都坐满了。我满怀信心地向剑桥朋友们讲述了我在云物理上的工作，及其后来在国际上掀起的一场风波。报告后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大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相反，提出都是肯定的看法。巴切勒还指出，这工作在概率论上也是个创新，因为从来的概率论处理一般随机过程时，都是要计算它的统计平均值，比如他的悬浮体力学。而我们这个工作与此不同，是要找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规律。因此巴切勒认为这在概率论，随机过程论上也是个创新。更使人感动的是报告会结束后还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不是一般礼貌型的掌声，而是充满激情的热烈掌声。许多朋友走上前来和我握手，表示祝贺。巴切勒并且追到我的办公室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肩，激动地说：“Splendid! Splendid!”（辉煌的！好极了！）我向他说：“我讲的可能还不够好，因为我的英语 还不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庄重的场合下，用英语做报告。” 巴切勒对我说：“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而仅仅是开始。” 巴切勒预言完全正确，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离休，我一直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尽管回国以后，条件差得较多，但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南开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在相应的国际学术舞台上我还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饮水思源，当年在剑桥以巴切勒为首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功不可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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