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历史》
第十章：女性主义STS——哈拉维的赛博格与情境化知识
一、客观性的幻象
1988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五十八岁的生物学哲学家正在撰写一篇奇怪的文章。她的研究背景横跨动物学、哲学和科学史，早年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动物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脊椎动物进化。但此刻，她不是在分析DNA序列，也不是在观察实验室里的果蝇。她在写一只赛博格。
这只赛博格不是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金属杀手，也不是日本动漫里的机械少女。它是唐娜·哈拉维笔下的理论生物——一个有机体与机器的混血儿，一个自然与文化的缝合体，一个打破所有二元对立的幽灵。哈拉维写道："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给了我们政治。"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科学哲学中一个最古老的伤口：客观性。
客观性是科学的圣杯。从伽利略宣称"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到牛顿的《原理》被奉为理性典范，到逻辑实证主义者追求"中立的观察语言"，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共同编织了一个信念：真正的知识必须摆脱人的偏见、情感和身体，达到一种"上帝视角"的普遍性。这种观点被称为"弱客观性"——它承认完全的客观性难以实现，但将其作为值得追求的理想。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在1986年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命题："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哈丁指出，传统的客观性理想实际上是最弱的客观性，因为它要求研究者消除自己的社会位置、文化背景和利益关联——但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而且恰恰掩盖了最强大的偏见：统治群体的偏见。当科学家声称自己"没有立场"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宣称自己的立场是普遍的、中立的、无需反思的——而这正是男性、白人、西方、中产阶级立场的伪装。
哈丁的解决方案不是放弃客观性，而是重构它。强客观性要求研究者承认并系统化地研究自己的社会位置如何影响知识生产。它要求科学共同体包含最大限度的多样性——不同的性别、阶级、种族、文化背景——因为每一种立场都能揭示其他立场的盲点。强客观性不是"无处"（nowhere）的视角，而是"处处"（everywhere）的视角的批判性对话。
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路。她写道："视角主义的视觉隐喻允许我们放弃那种愚蠢的、关于一个全视、全无身体、全在的幻象——那种关于超越的征服者的幻象，它标志着大多数西方科学和理论的客观性话语。"但这不意味着拥抱相对主义——"任何观点都同样有效"的懒惰结论。相反，哈拉维坚持，某些观点确实更好——不是因为它们来自"无处"，恰恰是因为它们来自特定的、具体的、部分的位置，并且对这些位置保持自觉和负责。
这种对客观性的重新定义，是女性主义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udies，科学技术研究）最核心的贡献。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理解科学的方式，更改变了我们理解理解本身的方式。本章将追溯女性主义STS的兴起，通过哈拉维的赛博格、哈丁的强客观性、以及凯伦·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展示性别如何不是科学的"外部因素"，而是知识生产的内在结构。
二、从"加入女性"到"重构科学"
女性主义STS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对应着对"性别与科学"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第一阶段：补充史（1960s-1970s）
早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专注于恢复被遗忘的女性科学家。正如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勒维特、迈特纳、富兰克林、格佩特-迈耶——这些名字被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来，重新写入教科书。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它挑战了"科学是男性领域"的神话，为年轻女性提供了榜样。
但补充史面临一个根本的局限：它只是将女性加入现有的科学叙事，而没有质疑叙事本身。当我们说"勒维特也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时，我们是在用男性的标准——发现、理论、荣誉——来评价女性。我们是在说：看，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做科学。但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前提：男性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女性的价值在于模仿男性。
第二阶段：批判科学（1970s-1980s）
Evelyn Fox Keller 的《反思基因与性别》（1985）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到来。Keller herself 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物理学家，后来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工作。她的研究揭示了科学概念本身的性别隐喻。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将科学方法描述为"对自然的拷问"（interrogatio naturae）——自然是一位女性，科学是一位男性，知识通过支配和穿透获得。
Keller 指出，这种隐喻不是装饰性的修辞，而是深层认识论结构的表达。培根的实验哲学强调控制、预测、操纵——这些被编码为"男性气质"的认知美德。与之相对的是"女性气质"的认知方式：关联、语境、关怀、直觉——这些在科学中被贬低为"前科学的"或"非理性的"。
这种性别化的认识论等级，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科学领域被视为"硬的"（物理学、数学），而另一些被视为"软的"（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尽管后者的复杂性可能远超前者。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客观性"被定义为与对象的分离和支配，而非与对象的关联和理解。
第三阶段：重构知识（1980s至今）
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1988）和《赛博格宣言》（1985）代表了第三阶段的成熟。这一阶段不再满足于批判科学的性别偏见，而是重构知识生产的整个框架。核心命题包括：
知识总是情境化的：不存在"上帝视角"，只存在来自特定身体、特定位置、特定历史的视角。
客观性来自多元视角的批判性对话：不是消除视角，而是承认视角的多元性，并通过对话来纠正各自的盲点。
边界是建构的，而非给定的：自然/文化、主体/客体、男性/女性、人类/机器——这些二元对立不是自然的分类，而是权力的产物。
科学是社会实践，也是物质实践：知识不仅由社会协商产生，也由物质条件——身体、技术、仪器、环境——所塑造。
三、赛博格：边界工作的终结
1985年，《社会主义评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看似荒诞的文章：《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者唐娜·哈拉维宣布："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个女神。"
这句话不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而是对纯粹性的拒绝。女神是原始的、自然的、完整的——她是父权制将女性禁锢在"自然"和"生育"中的工具。赛博格则是混合的、建构的、不完整的——她没有起源故事，没有伊甸园，没有堕落。她是20世纪晚期军事-工业-信息复合体的产物，也是颠覆这种复合体的可能性。
哈拉维的赛博格有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有机体与机器的边界被模糊。 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隐形眼镜、避孕药——我们的身体早已与技术融合。但哈拉维的赛博格更进一步：她质疑"身体"本身的边界。当一位使用轮椅的残疾人通过技术扩展了她的行动能力，她的"身体"在哪里结束？当一位科学家通过显微镜"看见"病毒，她的"视觉"是自然的还是技术的？
这种边界模糊对科学认识论有深远影响。传统的科学哲学假设"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但赛博格视角指出，这种界限是建构的——通过技术、通过训练、通过社会协议。科学家不是"纯粹的"眼睛，而是技术-身体的复合体。她的观察总是中介的——通过仪器、通过理论、通过社会网络。
第二，动物与人类（有机体）的边界被模糊。 20世纪的生物学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的深层连续性：共享的遗传密码、相似的细胞机制、共同的进化历史。但哈拉维指出，这种连续性不是"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通过实验室实践、通过基因测序技术、通过进化叙事。
更重要的是，生物技术正在创造新的混血体：转基因动物、克隆羊、人源化小鼠。这些生物挑战了"物种"的边界，也挑战了与之相关的伦理框架。如果人类与其他动物在分子层面没有本质区别，那么"人类尊严"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生命可以被设计和制造，那么"自然"的规范性力量何在？
第三，物理与非物理的边界被模糊。 信息时代创造了新的存在形式：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数字身份。哈拉维写道："我们的机器令人不安地生气勃勃，而我们自己则令人恐惧地死气沉沉。"这句话捕捉了当代的悖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智能"的机器，同时感到自己越来越被去主体化——成为数据点、成为用户画像、成为算法优化的对象。
赛博格作为认识论形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伦理。它拒绝"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自然从来不是中立的避难所，而是已经被权力编码的范畴。它也拒绝"技术乌托邦"的幻想——技术不能自动解放人类，它同样可以被权力收编。赛博格的伦理是负责的建构主义：承认我们都是混合物，承认我们的知识都是局部的，承认我们的技术选择都有政治后果——然后，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谨慎地、批判地、集体地行动。
四、情境化知识：视角的伦理学
1988年，哈拉维在《女性主义研究》上发表了《情境化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部分视角的特权》。这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她的认识论立场，成为女性主义STS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之一。
哈拉维的核心论点是：所有知识都是视角性的，但某些视角比另一些更好。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知识都是局部的，怎么可能存在"更好"的知识？哈拉维的答案是：更好的知识来自对视角性的自觉，而非对它的否认。
她使用了视觉隐喻来分析这个问题。传统的客观性追求"全视"（the view from nowhere）——一种超越所有具体位置的、普遍的视角。但这种"全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将特定的、有特权的视角（男性、白人、西方）伪装成普遍的视角，从而排除了其他视角的合法性。
与之相对的是"部分视角"（partial perspective）——来自特定位置、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对自己负责的观点。哈拉维写道："部分视角承诺客观的视觉，而非相对主义的视觉。"部分视角之所以"更好"，不是因为它们更"真实"（真实本身是一个需要解构的范畴），而是因为它们更诚实、更负责、更开放于批判。
这种认识论与活性算法的框架形成了惊人的平行。在活性算法中，没有"上帝节点"拥有全局完美的信息；每个节点都是局部的、有限的、依赖于自己的先验模型（U(s)）和观测似然（V(o|s)）。系统的智慧不在于某个节点的完美，而在于节点之间的批判性互动——通过共享预测误差、协调模型更新、在自由能景观中共同探索。哈拉维的"批判性对话"对应于活性算法的分布式推断：客观性不是个体的属性，而是网络的涌现属性。
但哈拉维比活性算法更进一步：她强调了身体的物质性。视角不是抽象的计算位置，而是具体的、有历史的、有情感的身体。一位女性科学家的视角不同于一位男性科学家，不仅因为她可能经历性别歧视，更因为她的身体——月经、怀孕、哺乳、更年期——参与了她的认知过程。一位非裔美国科学家的视角不同于一位白人科学家，不仅因为她可能面临种族偏见，更因为她的身体——被历史标记为"种族化"的身体——塑造了她与世界的关系。
这种身体的认识论不是生物决定论。哈拉维不认为女性"天生"更擅长某些认知方式。相反，她指出，身体的特定历史位置——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创造了特定的认知资源和盲点。女性科学家可能更敏感于关系性和语境性，因为她们的社会化强调这些价值；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如此，也不意味着这些价值不能由男性习得。关键是多样性——让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认知风格进入科学共同体，从而丰富集体的推断能力。
五、强客观性：从"无处"到"处处"
桑德拉·哈丁的"强客观性"理论为女性主义STS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框架。哈丁区分了三种与科学相关的价值：
第一种是"上下文的价值"（contextual values）——科学家的个人偏好、文化背景、政治立场。传统科学哲学认为这些价值是科学的"污染"，应该被消除。哈丁同意，这些价值确实可能引入偏见，但她也指出，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科学家总是来自特定社会位置的人。
第二种是"构成性的价值"（constitutive values）——科学内部的标准，如一致性、简洁性、可证伪性、预测力。这些价值传统上被视为"中立的"，但哈丁指出，它们同样携带了特定的文化假设。例如，"简洁性"标准可能偏好还原论的解释，而忽视系统性、关联性的因素；"预测力"标准可能偏好控制性的实验，而忽视参与式的观察。
第三种是"强客观性的价值"——通过最大化科学共同体的多样性，来最小化集体盲点。哈丁写道："始于边缘生活的科学和哲学，比那些仅仅从统治群体的生活出发的，具有更大的客观性。"这不是因为边缘群体"更真实"或"更自然"，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能够看见统治群体的盲点。
哈丁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支持这一论点。想象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研究"育儿行为"。他们可能会关注"育儿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因为他们关心事业），而忽视"育儿对身体的消耗"（因为他们没有怀孕的经历）。如果共同体中包含女性科学家，后者可能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差异不是"女性偏见"对"男性客观性"的挑战，而是不同视角的互补。
强客观性的实践要求制度性的变革：招募多样化的研究者、资助边缘群体的研究、建立批判性的同行评审、公开承认研究的社会位置。这些不是对科学"纯洁性"的破坏，而是科学自我纠错机制的强化。
六、能动实在论：物质的活力
如果说哈拉维和哈丁主要关注认识论——知识如何被生产——那么凯伦·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则深入到了本体论——实在本身是什么。巴拉德是理论物理学家出身的哲学家，她的研究横跨量子力学、科学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
巴拉德的核心概念是" intra-action"（内行动）——一个她自创的术语，用来替代"interaction"（互动）。"互动"预设了预先存在的、独立的实体，它们然后相互影响。但"内行动"指出，实体本身是通过行动而产生的。在量子力学中，粒子不是预先存在的物体，而是测量实践的产物——"粒子"和"波动"不是同一实体的两种属性，而是不同的实验配置所产生的不同现象。
这种观点对科学哲学有革命性的后果。传统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标是发现独立于观察者的实在。反实在论则认为，科学理论只是有用的虚构。巴拉德拒绝这种二元对立：实在不是独立的，但也不是任意的；它是内行动的产物——通过特定的物质-话语实践而被建构，但这种建构受到物质性的约束。
巴拉德用"物质-话语"（material-discursive）这个概念来表达这种纠缠。物质不是被动的、等待被语言命名的"东西"；话语不是漂浮的、与物质无关的"意义"。物质和话语共同构成了现象。在实验室中，科学家的话语（理论、模型、假设）和物质（仪器、材料、身体）共同作用，产生特定的结果。改变话语配置（如换一种理论框架），会改变物质现象；改变物质配置（如换一种仪器），也会改变话语的可能性。
这种"能动实在论"与活性算法的框架高度一致。在活性算法中，观测似然（V(o|s)）和先验模型（U(s)）不是独立的：先验模型决定了系统"看见"什么，观测结果又更新先验模型。这种循环不是"主观"对"客观"的污染，而是认知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巴拉德的"内行动"将这种循环扩展到了本体论层面：不是系统"发现"了预先存在的实在，而是系统与环境的耦合产生了实在。
但巴拉德比活性算法更强调伦理维度。如果实体是通过实践产生的，那么我们对实践负有责任。当我们设计一个实验，我们不仅是在"发现"自然，更是在参与自然的构成。当我们开发一种技术，我们不仅是在"解决问题"，更是在塑造可能的世界。这种伦理不是"保护自然"的浪漫主义，而是对建构过程的审慎和负责。
七、当代回响：人工智能中的性别与身体
女性主义STS的当代 relevance 在人工智能领域尤为突出。AI系统不是抽象的算法；它们是由具体的身体、具体的历史、具体的权力关系所生产的。
数据的女性主义批判揭示了训练数据中的性别偏见。面部识别系统在识别白人男性时准确率最高，在识别黑人女性时错误率最高——这不是因为算法"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训练数据主要来自白人男性的图像。语言模型倾向于将"护士"与"她"关联，将"医生"与"他"关联——这不是因为算法"性别歧视"，而是因为训练文本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主义STS指出，这些"偏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认识论问题。AI系统的"客观性"是弱客观性的数字化版本：它声称自己"没有立场"，但实际上编码了特定群体的视角。解决之道不是"消除偏见"的技术修补（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是强客观性的制度实践：让多样化的团队参与AI开发，让受影响的社区参与决策，让系统的社会位置可见且可问责。
具身AI的挑战进一步揭示了离身计算的局限。传统的AI研究追求"通用智能"——一种不依赖于特定身体的、纯粹的符号操作能力。但女性主义STS和具身认知科学共同指出，智能总是具身的——它依赖于特定的感觉运动能力、特定的环境互动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一个"没有身体"的AI，就像哈拉维批评的"全视之眼"——它不是更客观，而是更盲目，因为它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护理机器人的案例展示了伦理的复杂性。当机器人被设计来照顾老人和儿童时，它不仅在执行"任务"，更在重构护理关系。传统的护理是关系性的——它涉及情感交流、身体接触、相互依赖。机器人护理可能提高效率，但它也可能去关系化——将护理还原为功能性的服务，消除其中的情感和伦理维度。女性主义STS要求我们在设计技术时，不仅问"它能做什么"，更问"它改变了什么关系"。
八、结语：在混合物中寻找责任
女性主义STS教会了我们一件事：科学从来不是纯粹的。 它不是纯粹的理性，不是纯粹的观察，不是纯粹的发现。它是混合物——身体与技术的混合，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个人与社会的混合，男性与女性的混合。承认这种混合性，不是对科学的贬低，而是对科学的诚实。
哈拉维的赛博格、哈丁的强客观性、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这些理论不是要把科学"相对化"，而是要把科学"情境化"。它们要求我们：在每一次知识生产中，追问"这是从哪个位置看到的"；在每一次技术设计中，追问"这改变了什么关系"；在每一次客观性宣称中，追问"谁的视角被排除"。
在活性算法的框架中，这种追问对应于系统的自我反思能力。一个自维持的推断网络，不仅需要最小化预测误差，还需要监控自己的先验假设，识别可能的盲点，向外部输入开放。这种自我反思不是系统的缺陷，而是系统适应性的来源——它让系统能够逃脱局部极小值，避免过早固化，保持对相变的敏感。
科学史的任务，就是保存这种反思的记忆。它提醒我们，今天的"确定真理"可能是明天的"历史偏见"；今天的"普遍视角"可能是明天的"特权伪装"；今天的"自然边界"可能是明天的"权力建构"。这种提醒不是让我们对科学绝望，而是让我们对科学更加负责——因为最终，科学不是神的事业，而是人的事业，而人，永远是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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