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让我震惊的地方不在于前面的那些讨论以及不可通约性，而是他的最后一章中关于科学的进步和进化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在这里，库恩意识到，科学的长时间的演变模式，和进化是一致的。而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学存在内在的关系。
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科学似乎有着某种向更加正确的方向的进步的特征，而进化论在很多人看来缺少了目的性。我一直认为，科学家对进化论的理解有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目的论消失了。当然在库恩的眼中，目的论也消失了，这是他的不可通约性的起源。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种科学史的生物学研究，给科学史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后果。如果说科学的进步，真的具有生物学基础，那么我们对于科学史的理解，一直都是错误的。这是库恩对于科学理解的最大的贡献。当然，由于这种生物学基础即使科学家都不清楚，所以库恩也不清楚。
库恩从教科书来谈他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以此来突出历史所带了实质性的变化。
教科书给出了科学的当下的侧写，以此来培养当下一代的科学家。如果这个领域没有变化，那么这个领域的科学家的观念也不会变化。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辉格式的看法。
但是当从整个历史来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科学是在变的，不是一个小房子变成了一个大房子，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机械式的变化和升级。
这种变化，是本质上的不同。从大的方面来说，库恩发现，科学背后的世界观都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会体现在构建科学的基本概念上，这是历史认识论所带来的发现。
范式和概念，就好比生物学中的生物形态和DNA，虽然变化缓慢，但是都在变化，然后出现本质性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有变化，而不是以前的辉格式的变化，是一种不同的变化，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是理解科学史的一个关键的进步，也是今天科学史专家的基本常识。但是由于在生物学领域，近乎都没有获得进步的意义，导致这种科学史观也缺少了进步的含义。在进化中，进步在哪里呢？
在进化论中，流行着一种所有的生物体都是一样的看法，谁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对于生物学家，我一直都觉得有些问题。很显然的问题是，在具体比较的时候，一只乌龟和一个人的能动性差别巨大。但是生物学家，尤其是研究进化论的化石的，和分子生物学的，看不到这种差别。他们的世界，只有位置的变化，但是没有运动。
这导致了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就是科学史本身就没有意义。
而且这种职业的科学史观点，也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对于科学进步的新观点，的确是正确的，但是导致了进步的消失。这是过去五十年来科学进步停滞的一个原因。而且这种观点，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比如美国社会给出了各式各样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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