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后记(《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10月29日发布

今年是我们敬重的邓蜀生先生九十华诞，学界朋友商议为先生编个文集，以先生满意，出版界、学界高兴为要。邓先生并未招收研究生，没有及门弟子，所以学界同仁为先生出版文集就更有意义了。李剑鸣教授、王旭教授、杨玉圣教授在初期阶段参与了策划，我受命协助邓先生编辑《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一书。在征稿过程中获得了出版界、学术界文友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先生最初并不赞成为他出“庆祝华诞纪念文集”，经过几度磋商确定了现在这样的文集模块，如他所言，可作为人生轨迹展现出来。为此，他不仅悉心提供资料，而且提出了文集总体设想、编辑思路的个人见解，对过往文章进行仔细校读，也改正了极个别错排，书稿成型后又和编者一起逐页进行了审阅。

在几个月来的编辑过程中，我加深了对先生道德文章的认识。先生是我国美国问题学界唯一参加美中结盟和美中对抗两次战争的随军记者；是由战地报道１９４４年８月印缅战场密芝那大捷的第一人，在重庆新闻界诨名“小钢炮”；他在１９４８年秋至１９４９年２月兼任西安《时代新闻》日报总编辑期间，在西安就蒋介石下台及时印发“号外” 的唯一一家报纸的拍板人；是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受新华社总社调派赴朝鲜前线成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他的文章引起美国官方重视，称他为“办公室战略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在《世界知识》杂志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时评文章；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１９６１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后，因新闻记者、出版编辑、研究学者完美结合而成为沟通出版编辑和研究学者之间桥梁的重要铺路人；他是１９８３年被评为全国出版单位第一批六编审之一，名副其实的资深编辑。邓蜀生先生成为新中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和成功地组织完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美国通史》六卷本，绝不是偶然的。

这套书的顺利面世，要感谢百岁学术老人《美国通史》六卷本主编之一刘绪贻先生慨然应允出任本书的名誉主编，并撰文《邓蜀生编审的大手笔与我的老有所为》。出版家、书法家吴道弘先生为书名题签为本书增色。封面照片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霍璇教授所摄。也对中国法制出版社祝立明先生、责任编辑付出的巨大辛劳深表谢意。

本书结构分人生轨迹、学术留痕、文友赐篇三部分，是邓先生亲自设计的。在自撰《职业生涯回顾》中，先生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为了收集邓先生身为战地随军记者于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间所写的印缅战地通讯和１９４８年间在上海《观察》杂志记者工作期间撰写的陕北战场特约通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王娟同学，热心走访和多次反复查阅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收录于本书中，而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战地报道资料现在读者已经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了。为收集先生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间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的很多当时有影响的时评性文章，南开大学美国研究室副教授张聚国博士和《世界知识》主编徐波先生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学术留痕部分中的先生论文选辑１７篇是先生本人从众多论著中精选的。个人书评和学者书评共１６篇是从许多书评文章中选择代表性篇目收入的。主要著作和编辑书籍举要是由我一一编辑收录的。

前面两部分并非电子版，部分文章虽可扫描，由于扫描仪精确度欠佳，加上无法识别繁体直排字，需要重新录入的和扫描后校正的工作量相当大。我自己动手，经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完成任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先生文章跨度６０多年，为了保持原貌，除了全书统一简化字体、字号和注释外，对于不同论著中译名不一致，依然保持原样。

文友赐篇部分是通过博客等形式公示面向学界和出版界各位朋友的，考虑到出版容量篇幅和本书以邓先生本人为主体，言明不收和邓先生本人无关的“学术蛋糕”，请予谅解。现在收录人民出版社和美国研究学界等方面友人撰写邓先生为人、为学的文章２０多篇，衷心感谢下列文友在百忙之中赐稿，他们是来自人民出版社的庄浦明、王志民、梁明、辛广伟、乔还田；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和世界史所的资中筠、陶文钊、黄柯可；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方生；来自高校美国史学界的刘绪贻、张友伦、李世洞、余志森、王玮、任东来、李剑鸣、王旭、梁茂信、王晓德、陈海宏等；来自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徐波等。本书还收录了已故文化学者、作家绿原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代表广大会员的贺文一并收入。我们诚挚欢迎出版界和学界朋友们以各自选择的方式表达对邓先生的敬意。

本书选用了几十幅包括邓先生５岁迄今的个人照、工作照、和学界友人照、和家人合影照片，还选择了先生论著和编辑的若干书影。人物照片大部分是邓先生从大量照片中精心挑选的，一部分人物照和所有书影照为编者所提供。

编辑一部一生从事编辑业务的邓先生的书，我如履薄冰，深感力不从心，丝毫不敢懈怠，好在自己退休多年没有量化指标压力，可以全力以赴。对先生所说“发现一部好稿编出一本好书事的心情，并无‘为他人作嫁衣裳’之感叹，却有收获、催生之喜悦”，我深有同感。对本书编辑中的不当之处，恳请不吝指教。

编者　黄安年

于２０１２年三伏天

（本文发表在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70-57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