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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均信主编《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提要

已有 6275 次阅读 2010-6-7 09:06 |个人分类:书目提要评论(07-11)|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真理, 刘宗绪, 楼均信, 学术思想, 道德风范

楼均信主编《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6月7日

书名: 《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

主编: 楼均信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

出版: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张铁燕、皮朝霞

封面制作： 刘峰

出版时间: 2004年7月第一版

开本: 890X1240 毫米 1/32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务

印张: 12.125

页码: 376页

字数: 320,000字

ISBN 7-80665-422-4/G.372

附文章两篇, 照片29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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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写的人——写在刘宗绪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

《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 作者：杨玉圣 2005-03-03

　　摘要：刘宗绪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良师，他真诚地关爱和帮助学生和同仁，他具有幽默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大写的人”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关键词：大写的人；刘宗绪；进取；人帮魅力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5）01-0017-05

　　刘宗绪先生生前逝后，我曾经陆续写过几篇评论和纪念之作①，这是2003年岁末楼均信教授主编刘先生纪念集时向我约稿而我终于没有撰稿的主要原因②。因为重复自己的东西，自觉没有多大意思。而且，由于同样的缘故，我还打定主意，在尚未重新拜读刘先生的主要论著以前，也不再写有关刘先生的文章。可是，参加完了“刘宗绪教授逝世一周年座谈会”（2004年8月1日），拜读了楼教授主编的《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岳麓书社2004年7月第一版）后，我还是情不自禁。于是，写下这篇文字，算是对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迟到的纪念。

一

　　座谈会上，不止一位学者情至容动。我也未能免俗。会后，北大的高毅教授问我：怎么没听到你的发言呀？我反问说：这种场合能有我发言的份儿吗？这是心里话。

　　参加8月1日追思会的，可谓群贤毕至：从德高望重的何兹全先生、张芝联先生，到刘宗绪先生的同辈专家和生前友好刘家和先生、廖学盛先生、楼均信先生、陈启能先生，再到中年一代栋梁（北大的高毅先生、清华的刘北成先生、社科院的端木美女士、姜芃女士和马胜利先生、师大的杨宁一先生和曹大为先生以及远道而来的中山的刘文立先生、华东师大的李宏图先生等），还有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一辈。自己虽说已过不惑之年，但在这些师长面前，在这样一个“五代同堂”的场合，恐怕还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的，刘先生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么多老老少少的朋友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缅怀他，想念他，先生当可含笑于九泉之下。毕竟，在当今这样一个“人走茶凉”甚至人不走茶即凉的势利的社会，这样的哀荣并非人人都能享有的。③

　　不仅如此，为缅怀刘先生的道德文章，他的挚友楼均信教授还亲自主持编辑了《向真理投降——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④，感谢岳麓书社及时出版了这本印制精美、图文并茂的追思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怀念宗绪》（王养冲）、《我和宗绪》（张芝联）、《怀念宗绪点滴》（端木正）、《天不假年未尽其才——沉痛怀念刘宗绪同志》（齐世荣）、《怀念宗绪兄》（陈崇武）、《宗绪兄，我们永远怀念您！》（楼均信）、《忆宗绪在最后的日子里》（玉瑛）、《忆宗绪》（邸永生）、《忆恩师刘宗绪》（孙燕京）、《凡圣之间》（曹大为）、《真实的人生高尚的人格——忆刘宗绪先生二三事》（杨宁一）、《刘宗绪先生的师者风范》（梅雪芹）、《永恒的榜样》（于沛）等文情并茂、感人至深的回忆文字外，还可以读到《刘宗绪教授的史学贡献》（楼均信）、《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检验标准——读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黄安年）、《史学范式转换与学术创新——评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周立红）、《“向真理投降”——刘宗绪教授<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述评》（胡群英）、《主线理论与世界史研究》（井建斌）、《唯物和辨证的历史观——评刘宗绪的世界近代史体系》（俞金尧）等说理透彻、华章灿烂的评论之作。透过这些饱蘸深情的回忆和评论，不仅刘先生的道

　　德文章跃然纸上，而且我们还可以重新发现一个可亲可敬、栩栩如生的大写的人。

　　87岁高龄的张芝联先生高度评价刘宗绪教授是人民的史学家，称之为谦谦君子，这位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老会长深情地写道：“宗绪一直是我会最活跃、最有创见、思想最解放、最富有幽默感的一员”。（《向真理投降》第9页）98岁高龄的王养冲老先生说：宗绪“正直、博学、勤奋、幽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和“难得的‘史者’”。王老写道：

　　宗绪不囿陈见，追求真理。1979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率先纠正了来自苏联并统治我国史学界几十年的某些谬见，是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突出建树。这篇论文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史学工作者摆脱根深蒂固的思想束缚，走上勇于创新的正确研究道路。以后，他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法国史的论文和专著《法国大革命探新》等，无不史料扎实、论点鲜明、文字流畅，表现出他特立独行的见解和抱负。当然，宗绪的成就并不止此。唐人刘知几尝云：“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宗绪堪称才、学、识兼备，是位难得的“史者”。

　　对这位世纪老人的知人之论，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王老的话，也使我愈发相信当初自己对躺在病床上的刘先生的评价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时势不公、未尽其才，但无论是其学术成就、学术影响还是社会贡献，在20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中，刘宗绪教授无疑应属于最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之列。”

　　刘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名师良师，也是一位“凡圣之间”（曹大为教授语）的人。他“既能登学术堂奥，睿智、高雅；又深入普通教育，兢兢业业，在世俗生活中与芸芸众生同乐”（《向真理投降》第104页）。接着大为兄的话，我还想说，刘先生不仅是一个大智大慧的人，而且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还是一个大雅大俗的人。“这就是刘宗绪先生——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学者，多么好的老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同人的话，也正是我要说的心里话。

二

　　“做刘老师的学生是有福的！”这是一个刘宗绪先生的受业弟子的肺腑之言。我没有这样的福份，但曾有缘在同一个教研室与刘先生共事十余载，而且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即刘先生戏言“科级干部”的教研室主任）。现在想起来，那时虽然清苦，但毕竟还是苦中有乐。

　　1988年7月4日我到北师大历史系报到，从那时起，浪迹师大十五载。第一次见刘先生，是王新老师陪我去的（王老师当时是教研室副主任），因为下一学期就要讲“世界近代史”（前半学期由王老师讲，我讲后半学期，头半学期我带教育实习），王老师带我礼节性地去拜访刘先生（刘先生也是王老师“文革”前读研究生班时的导师之一）。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那局促的朝北的被树阴遮了光线的书房里，见到高大魁梧的刘先生（接近一米九的个子，是北师大名副其实的第一高人，刘先生说高有高的麻烦，一个人得穿一个半人的衣服；因为人高马大，胃口好，一个人得吃一个半人的饭，因此在凭粮票、布票过日子的年代，这都是很大的麻烦。但高也有高的好处，比如拍合影时往往很抢眼，因为他动辄高人一头。当初“深挖洞、广积粮”、在学校中心地带到处挖防空洞时，因为个子太高，刘先生钻不进去，就免了劳役之苦），这一强烈的反差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我当时还是一个言谈举止小心翼翼的后生，这一席幽默妙语立刻拉近了我与刘先生的距离。当得知我山东师大毕业后又在北大念研究生时，他很自然而然地谈起我的老师们、也是他的好友（包括刘祚昌先生以及齐文颖教授、罗荣渠教授、潘润涵教授），在爽朗的笑声中，诙谐自如，滔滔不绝，王老师和我只有听的份儿。谈到做老师、讲课的经验时，刘先生说：大学教学千万不要照本宣科，也不要面面俱到；贵在有个性，突出重点；既要深入浅出，还要循循善诱。刘先生打比方说，梅兰芳是京剧大师，但让他唱刘欢的流行歌曲，那就未必灵光。术业有专攻，一学期的课能有几堂课是“拿手”的、“出彩”的，就相当不错了。这是第一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年，刘先生55岁，正当壮年，如日中天。

　　这之后，因为同在一个教研室，来往越来越多。刘先生不仅在业务上提携，而且在生活上也大力关照。1989年我结婚后没有地方住（结婚前，我与历史系的一位同事合住某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那时北师大的住房条件极差，这位同事属于“一地分居”———妻子与儿子、女儿住在学校所谓的“鸳鸯楼”的一室一厅，他只得和我将就。奢谈什么“人权”？连“人道”也扯不上），就与刘先

　　生商量能否借住教研室，刘先生痛快地答应下来，并专门在门上亲笔写了一个“告示”，通知相关老师和研究生止步勿入（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当时只有这么一间办公室；研究生也常常把这里当作自习室）。我住了下来，一住就是3年。

　　那真是一段特殊岁月，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当时，历史系所在的文史楼四楼上住了6家青年教师（四楼是资料室和教研室所在地，三楼是办公区和教学区），因此，每到午饭、晚饭时，锅碗瓢盆交响乐声声入耳，柴米油盐酱醋茶味味通鼻，在饭香四溢的同时，还夹杂着煤气味儿、煤油味儿（那时北京的煤气罐属于紧俏货，只供应有房子的固定住户，我们这些集体户口编外居民大多只能烧煤油炉）。可能是人性使然，再无奈也总能找到活路。当时靠近四楼西侧的男厕所，里面被历史系资料室占为书库，我和现今在央视高就的孙平兄就把它的外面（大约有3平米）打扫干净，用作“厨房”。这够惨的了吧？不！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就是在北师大历史系，有一位青年教师（现在已贵为一方诸侯）也想住办公室，但他所在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就始终没有同意，因此他只能圈占其中的一个角落。同样还是在历史系，有一位搞魏晋史的女教师，因丈夫出国而搬出原来单位的房子后，学校临时借给她一间筒子楼的住房，供她儿子以及她的父亲母亲住，而这位女老师只好与我们的“厨房”为邻——把隔壁的女厕所封起来当闺房，愣是住了将近一学期！当这位女教师远赴澳大利亚与丈夫团圆的时候，眼中分明含着委屈的泪水。

　　就是在这个教研室搭建的“家”，我编纂了《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并写就了我迄今唯一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汪熙教授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之一，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7年重印）。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这只是刘先生关照我的一个例子。我虽然不是刘先生的学生，但他在业务上始终对我关心备至。除了言传身教外，在评职称等问题上，不止一次主持正义，保我过关。我资质愚钝，但“笨鸟先飞”，始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竭尽努力。尽管如此，评职称（讲师、副教授）时，总是磕磕绊绊——做足了两年助教、五年讲师后分别于1990年、1995年才评上讲师和副教授的。专家评审意见都是刘先生写的（另一份专家意见是由黄安年教授写的）。而且，评副教授时的专家意见是刘先生自己主动提出要给我写的，因为当时竞争惨烈，他生怕有人为我设置绊脚石而节外生枝，所以他要作为第一推荐人为我出具专家意见。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因为就世界近代史而言，刘先生表态，一言九鼎，最具说服力和学术权威性。当时我之所以能在山重水复的困境中终于胜出，是与刘、黄两位前辈的保举密不可分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刘先生也有好心帮“倒忙”的时候。有一次，我申请了一个学校的青年教师科研项目，报的题目是“美国与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是刘先生主持的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研究”）的子课题（“‘合众为一’与‘巴尔干化’——近代美国和拉丁美洲的不同发展取向”）的深化和拓展。历史系评审委员会评议时，刘先生特别强调这是以他主持的重点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为基础的，意在说明我申报的题目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研究基础，而这两者应当是大大有助于新课题的申报和批准的。可是，令刘先生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时某人却正是因此而不同意我的课题申请，理由是：既然是子课题的一部分，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予资助了。会议一结束，刘先生就告诉我此一结果，并为他的发言阴差阳错成为我的课题被毙掉的借口而深感抱歉。随后，我一怒之下，到某人家里与他理论，他依然是笑嘻嘻地重复着他那似是而非的套话，他甚至说：国家社科基金的总课题费是5万元，你们10个人参加，每个人就是5千元，云云。我针锋相对，不客气地质疑说：您也曾经不止一次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教委的课题，比如那个“某某”的课题，假如总额3万元、有10个成员的话，难道是每个人3千元吗？他呐呐地嘟囔：那倒不是。当然，尽管他理屈词穷，但木已成舟。从那以后，凡是需要经过历史系先行评审的项目、评奖之类，我本人概不参加。我决心自我放逐，流浪学坛。

三

　　刘先生正好大我30岁，是我的父辈、师辈，但他不摆架子，一老一少，只要开了话匣子，往往是无拘无束，无所顾忌，无话不谈。他跟我讲：读大学时，到了周末，他常常约上一帮同学步行到颐和园，背着一大包馒头，从辅仁大学旧址（北师大北校区）走二十多里地，一路走，一路侃，一路吃。那时候，没有什么副食和水果，肚子里的油水少，全靠主食，又是大小伙子，他一路能干掉十几个馒头。

　　刘先生的幽默风趣是出了名的。大为教授说他“说、学、逗的功夫堪与马三立、侯宝林两位大师比肩”（《向真理投降》第101页），这一点也不夸张。有一次，刘先生在中央党校作学术报告，他作自我介绍时，开门见山即说：“刘是刘少奇的刘，宗是宗派主义的宗，绪是闹情绪的绪”，一下子就把气氛活跃起来了。只要是刘先生在场，无论是会场还是饭局，都是欢声笑语，其乐无穷。刘先生教过的学生孙燕京教授说：刘先生仙逝后，“天国里的笑声一定多了起来！”（《向真理投降》第67页）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了。

　　刘先生也有“笑里藏刀”的时候。大概是在“春天里的故事”唱响后没多久，大江南北再度掀起下海的狂潮，象牙塔内也商潮澎湃，“创收”一度成为大学的主旋律。记得在一次全系教师大会上，主任正在做如何创收之类的动员报告，有一位不苟言笑者突然幽了一默：“让大个儿开个‘幽默专业’”（系里老师对刘先生的呢称），刘先生当即回敬说：“你可以办个‘愚蠢专业’”（此公的外号叫“愚蠢的帝国主义”，这个外号也是刘先生起的，系里和刘先生同辈的人的外号，差不多都是刘先生“量体裁衣、定身而做”的）。

　　对于他的长辈，刘先生也是取“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立场的。聊天时，刘先生不止一次谈到某位泰斗在“文革”中对其落难的恩师侯外庐先生有求而不应的做法时，常常义愤填膺、唏嘘再三。

　　温乐群先生以《永远难忘的微笑》为题缅怀刘先生，因为他“发现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中，刘先生都是面带微笑。”（《向真理投降》第110页）的确如此，刘先生不仅在照片中面带微笑，而且在生活中也是笑傲人生。正如他的魁梧的身材一样，刘先生是一个洒脱、大气的人，他的生活质量、生活品位都远远高出同辈。

　　自古英雄多磨难。刘先生也并不例外。尽管他一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算计他、跟他过不去的人也不是没有。刘先生不到而立之年即在《历史研究》发表《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28岁）、在《新建设》发表《论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29岁）等成名作，其德、才、识有口皆碑，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当上“博士生导师”，他坦然相对。可是，换一个角度看，某些缺德少才之人靠权力或关系而滥竽充数或者“黑袍加身”“方帽盖顶”，那么以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地位而居然当不上“博士生导师”，难道仅仅是他个人的名份问题吗？这对于北师大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影响难道可以低估吗？⑤

　　还在1989年春夏之交过后不久，刘先生即向许多朋友表示要“挂笔”了。那时他才刚刚56岁。但是，心灰意冷，失望之至。然而，接下来，他并没有“挂笔”，“除了主编全国最大的世界史项目、20卷本的《世界大通史》之外，还承担多项国家任务和出版社约稿，并且担任高考命题历史组组长，还要应邀赴全国许多省市为中学教师培训班讲课”，刘先生情同手足的好友楼均信教授说，“宗绪兄是被累垮的。他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忙，让他处于超负荷状态”（《向真理投降》第40页）。超负荷运转加速了刘先生的衰老。我也有同感，大约是在1996年以后，刘先生已两鬓染霜、日显老态了，尽管依然风度翩翩，尽管依然谈笑风生，尽管依然喜怒笑骂，但与1988年7月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相比已经无法同日而语了。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刘先生不仅没有“挂笔”，反而快马加鞭，退而不休。他不是一个不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人，但他觉得自己为中学历史教师和提高中学教学质量服务，“本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也就是他何以撰写《世界近代现代历史30讲》（与黄安年合著）、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的原因。此外，我个人还认为，刘先生尽管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但他事实上一直怀才不遇、未尽其才，直到晚年才有所弥补。教育部考试中心为先生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回报社会的平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刘先生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在他的主导下，沿袭几十年的陈旧落后的中学历史教材体系已基本上土崩瓦解，新的历史素质教育体系正在试验和建设中。饮水思源，刘先生当拔头功。

　　2003年1月，在医院里与刘先生商量他的学术文集的书名时，他说应该叫《入门集》，又说：当初白寿彝先生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叫《学步集》，像我们这些搞外国史的人出集子，应该叫《爬步集》。他说从进入北师大历史系读历史专业算起，自己在史学领域滚打摸爬五十多年，搞教学，做研究，深知历史学科包罗万象，深不可测，要想真正掌握，实在是太难了，因此一直处在不断的思考和摸索之中。现在，总算找到入门的感觉了。“入门”之说，当然是刘先生的谦辞，倒不如说，历经半个世纪的摔打、磨练与苦苦求索，刘先生已经在史学领域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可惜，历史老人没有给这位已入佳境的历史学家提供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

　　“热月宏论文明史观引领学界潮流，道德文章春风化雨无愧良师益友”，这是当初为英年早逝的刘先生写的挽联，现在依然可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和哀思。

　　不过，在遗憾之余，也应当不无欣慰，因为我们现在依然拥有刘先生用心血铸就的《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等名篇佳作，我们依然有《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历史学科专题讲座》《世界近代史》伴随左右。现在，又有了散发着墨香和刘先生人格魅力的《向真理投降》。

注释：

①刘先生生前，我曾为他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写过书评（《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建设的新收获———评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还为刘先生的学术文集《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写过《编后记》（见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以《一部别具一格的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为题，发表于《学术界》2003年第2期）。在刘先生于2003年6月4日不幸去世后，除了及时在学术批评网发布《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刘宗绪教授在北京逝世》（学术批评网2003年6月4日，署名“英堂”）、《刘宗绪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学术批评网2003年6月8日）外，还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8期发表了《永远的心痛———怀念刘宗绪先生和顾诚先生》，并整理了《深切怀念刘宗绪先生（唁电、唁函）》（2003年7月14日）。此外，还请年轻学友周立红、胡群英为刘先生《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撰写评论，她们都出色地完成了写作任务。

②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当时正忙于《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主编事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这是我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最为忙乱的一段时日）。再如，自己也有不想与某些人在同一本集子中为伍的心理障碍。

③这个座谈会，宾客盈门，但也有一些该通知的人没有事先通知到，结果连一些与刘先生共事几十年的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老同事都因不知道这个座谈会而错过了向刘先生表达哀思的机会，还有的同事和朋友甚至参加了去年“杀死”瘟疫时期的刘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而因没有接到开会通知也未能与会，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学子（刘先生实际上是他们的师爷）也错过了亲临其境、感受大师精神魅力的机会。

④这本书的书名《向真理投降》，画龙点睛，来自刘先生为其文集《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自序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学术研究中，一旦发现真理，就应当也必须向真理投降，以重新审定自己的基本指导思想，审定自己的历史观”。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胡群英为刘先生《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所作的书评的标题即为《“向真理投降”》。《向真理投降》的书名，生动、恰切而形象地概括了刘先生一生治史的学问人生，可谓传神之笔。不过，说句题外话，该书的副标题“刘宗绪学术思想道德风范论集”，则显得有些累赘，而且“道德”“风范”也有重叠，若改作“刘宗绪道德文章论集”或“刘宗绪先生追思集”，在视觉效果上可能会更好一些。

⑤这种怪现象也不仅此一家。中国近代史权威、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教授，中国近代史和文献学权威、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美国史元老、社会学前辈、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文学史名家、北京师范大学的郭豫衡教授，也因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都没有获得所谓的“博士生导师”资格。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杨年保]

　　（作者说明：承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对本篇文字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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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真理投降”——刘宗绪教授《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述评

作者：胡群英(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4-8-7

从1949年到1978年，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内，我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界主要受苏联的学科体系的影响。该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强调群众运动、革命斗争，自有其独特与合理之处，但也不无偏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像其他学科一样，世界近代史学界也经历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学术重建，学者们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思维出发，对原有的学科体系加以质疑、修正和发展。在这一艰苦卓绝的学术之旅中，已故北京师范大学刘宗绪教授是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就是《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初版）。

　　刘宗绪先生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基础，凭借敏锐的历史观察力，明确地提出了“以生产力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重要内容和认识与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的生产力标准论，大致颠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世界近代史模式，从思想、学术、知识等多种层面实现了继承、创新和发展的有机统一。用幽默豁达的刘先生自己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也必须向真理投降，以重新审定自己的基本指导思想，审定自己的历史观。”（“自序”）

　　一

　　和他那一代历史学家的思想经历一样，刘宗绪教授当初也曾是阶级斗争论的坚定信奉者、拥护者。在1978年以前二十年所写的论著中，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观点，刘先生主要侧重的是政治、阶级斗争这一方面。1959年，他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处女作——《雅各宾派专政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问题》，通过对史实的分析，认为即便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即便是还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在《世界近代史讲义》、《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文章中，刘先生仍然坚持“近代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因此，无产阶级要坚持以革命的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要始终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并且提出“学习近代史的现实意义就是为了更加坚定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为了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第539页）这也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但是，刘先生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仍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刘教授不断思索和追问“历史的发展到底主要看什么”，并且开始朦胧的认识到经济的作用。“我渐渐觉得，只是讲阶级斗争，好像并不能解释所有历史现象，社会经济的作用还是更大些。例如工业革命，就有全面变革整个社会的巨大作用”（“自序”）。在1958年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绪论中，刘宗绪教授对英国的产业革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随后《世界近代史的分期》一文中，对长期以来完全以重大政治事件、革命运动为阶段标志的划分法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从阶级斗争着眼进行分期是不妥当的（第534页）：

　　不要因为强调政治事件而排斥或低估了经济事件的意义。如果不强调产业革命，那么19世纪的一系列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都将无法解释。

　　要揭示历史的规律，就要“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只是强调从阶级斗争着眼，我认为是不妥当的。资本主义从手工工场生产阶段到机器生产阶段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是整个近代各种历史现象所由以产生的根源，这是不应该忽视的。

　　应该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岁月里，上述论断是新鲜的，也是超前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在经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洗礼之后，刘先生的史学观念进一步得到解放。1979年，刘宗绪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其名作——《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这是他第一篇与传统观点相对立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为“热月政变”翻了案，对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统治和热月党人的政策作出了新的评价。文章首先从法国大革命当时的时代特点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主要特点立论，指出：“一切反对封建制度、拥护资本主义制度或为之而斗争的阶级、派别和个人，就是革命的；一切拥护封建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或破坏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阶级、派别和个人，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决战。不把握住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判断在当时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因此，绝不能以雅各宾派及其领导人或其主张、政策为标准划线，因为“研究任何历史问题，分析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应以派划线或以人划线去分辨是非曲直。一切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其作用如何，都要靠当时的社会实践的检验来判断。”（第296页）由此出发，从当时的客观历史实际出发，作者得出结论：“长期以来被说成是‘反革命政变’的热月政变，实际上是结束雅各宾派的非常措施、建立资产阶级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政权从资产阶级一个派别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派别手中。”（第302页）热月党人急切想结束的是革命时期动荡不安的局面，想建立一贯有安定秩序的有产者统治的国家，维护革命期间财产权的再分配和所有权性质的改变这一既定事实，打击王党势力，发展文化教育。值得思考的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是，“热月党人在历史上是以实行‘秋千政策’而闻名的。但是，他们的左右摇摆却决不是均衡的。他们在迫害雅各宾派时，从没有去联合王党；可是在镇压王党时，却同雅各宾派进行了合作。这不是很能表明其基本政治态度吗？” 在综括全文的结语中，刘先生概括道（第312页）：

热月党掌权于急风暴雨的大革命之后，并且用各种手段否定雅各宾派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因而为自己造成一种大搞历史倒退的形象。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显然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当然可能出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但那是指一部分资产阶级由于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因而干出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勾当，一时变成了反革命派。在法国大革命中，斐扬派、吉伦特派都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可是，对于热月党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已经同斐扬派等大不相同了。它所要从事的，已不是拼死斗争去夺取胜利，而是在胜利之后如何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热月党政策的本质，那就不应该简单地称之为“反革命政变”。

　　时隔23年之后，2002年8月5日，在与刘北成教授的对话中，刘宗绪教授回顾说：“当时，我想说明，热月政变本身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一次激烈动荡的大革命之后，就应该稳定下来，巩固成果，发展或健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转型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翻这个案不是为了热月党、热月政变本身，而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历史是这样走的。绝不是越激进越好，越革命越好，越轰轰烈烈越好。”（第593页）

　　这之后，刘教授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革命的上升路线》、《对〈热月政变等问题的再说明〉的简短答复》、《论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等论文，主编《改变世界历史的25年——法国大革命探新》，对法国大革命加以重新解释，卓然一家。在1987年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刘教授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评价的生产力标准论。在1999年该书的修订版中，他强调说，“此次修订，要力图反映近代时期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去看世界的进步。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代价，有时是很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历史现象变得复杂起来。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等原则性的界定标准，也是笔者追求加强本书科学性的一种愿望。”（第54-55页）

在不断地认识和探索中，刘宗绪晚年形成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的新视角，体现了其认识的深化。这在文集第一部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论纲）》中得到集中地体现。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首先必须如实地把握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其次，必须坚持生产力是评价历史现象的根本标准，同时与实践标准联系起来。再次，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法。从刘教授的首作到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他从阶级斗争史观到生产力标准论、现代化再到文明史观的演进，这是一个不断“向真理投降”的认识过程。

　　刘教授历史观的演进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历史主义的立场，注重如实地理解历史、理解过去，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样的理解是立足于对史料和理论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历史是已经逝去了的存在，要想如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对历史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作出客观的认识，史料的收集和处理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尽可能多的占有史料，然后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以得出更为贴近事实、接近科学的结论，虽然要求历史认识的绝对真实是不切实际的。（第26页）史料的处理和历史理论的把握也是紧密相连的。在世界近代史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等相关的精辟论断，这对我们的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在某些方面也使认识陷入了僵化和教条化。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按历史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和认识历史。正是出于对时代的理解，对过去的理解，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他才在许多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合理主张和独特见解。

　　此外，刘教授一直强调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历史方法。这两者的结合实质上体现的是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历史研究和认识的基本方法。（第27页）无论是世界整体史还是国别史、地区史都将涉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变化，也将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细小环节。因此，历史学家一定要有宏观的视野，以窥历史的全过程和发展规律；也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以洞悉具体历史过程的细枝末叶和具体历史事件的独特价值。因此，历史学家在观察和认识历史的时候必须具备两件工具——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样，在研究中既能搞清楚具体问题前因后果，又能给以科学的历史定位和评价，最终作出合理客观的历史判断。借用刘教授的话说，就是既要“钻得进去”，又要能“跳出来”。（第381页）

　　在刘教授看来，“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第29页）因此，实事求是原则是总的精神，生产力标准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尺度，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是必须具有的境界。（第30页）这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仍然具体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

　　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教材和研究著作不断涌现，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和角度进行研究和认识，真正呈现出一派学术争鸣的气象。夏诚先生著《近代世界整体观》（成都出版社），试图构图近代整体的世界史图景。吴于廑、齐世荣先生总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试图从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方面对世界通史进行系统论述。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国世界史打开了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刘宗绪教授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则综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史观。这些著作都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标志着近代史学三大史学范式的转换，即生产力标准论、横向联系的近代世界整体观和现代化范式。这无疑显示了近20年来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和成就。

　　刘宗绪教授作为生产力标准论的主要代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借鉴学术界不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世界近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第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刘宗绪教授首先就把生产力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之中，体现了他的史学见识和历史觉悟。他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来铺陈近代的历史。在《世界近代史》中，以生产力飞跃的三个阶段为主线索，辅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既理清了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又展现了发展的延续性和完整性。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曾经引起极大的讨论和争议，目前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认可。

　　第二，刘教授明确地提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正如楼均信教授已经指出的，“这一独特提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要担风险的，可见刘宗绪的高远见识和胆略” 。在我国学术界，传统的观点是将世界近代史归纳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和日益走向衰落的历史，但近四个世纪近代史的历史实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很大的生产力容量和活力，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到垄断阶段再到国家垄断，其实是在不断的改革和调整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刘教授主张将近代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至19世纪初叶），第二阶段是蒸汽时代（19世纪初至7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电气时代（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叶）。（第33页）

　　随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刘教授从文明演进的角度将人类整个文明分为九个时期：（一）从史前时代到早期文明；（二）轴心时代；（三）帝国时代；（四）文明并列的时代；（五）手工工场时代；（六）蒸汽时代；（七）进入电气时代；（八）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性调整；（九）当代世界和信息时代。这实际上是刘教授运用生产力标准对世界通史所作的分期观。对此，杨玉圣教授中肯地评论说：“不是说此种体系已经尽善尽美，也不是说不能进行另外的设计，但可以认为，本书的布局无疑更加接近世界近代史的客观实际，也更加符合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第623页）。

　　的确，刘先生构筑的世界近代史体系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

　　首先，16世纪或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极大的转折，从此历史进入了近代。这一时期一直贯穿着两种基本趋势：其一是资本主义的趋势，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确立，最终战胜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并逐渐扩展；其二是民族间、地区间的隔绝状态一一被打破，世界联为了一个整体。世界体系的形成、历史之真正成为世界历史，不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有诸如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甚至是战争、侵略等暴力因素的促进作用。所以，对这一趋势应该给予历史的客观描述和研究。生产力标准论更加注重的是前一种趋势，清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但对世界体系、世界整体的形成过程的解释尚嫌不够，综合和整体论述也不足。

　　其次，近代以降，中国已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历史不应该是将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外国史，世界近代史也一样。但是，刘宗绪教授的世界近代史也忽视了这一问题。现在“第三世界”也由一个世界政治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世界经济的，也是世界历史的新范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或世界近代史，就不能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人为地割裂开来。

　　最后，《世界近代史》出于我国历史专业教学的现状考虑，教材仍然以17世纪为起点，而没有推前至学术界已普遍认同的16世纪或这是15世纪；下限也照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结束，这和现代史分期相交叉了。所以，刘教授也认为本书在体系的起止时间上留下了一件憾事。（第55页）

三

《　　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还有许多新的历史观点，除了上述已经重点评述的外，还应提到以下五点：

　　（一）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重新的审视。传统的观点以巴黎公社为分水岭，将世界近代史一分为二为前后两个时期。各种教材大都人为拔高其历史地位。但是，刘教授通过对时代和世界体系的整体考虑，认为“无论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法国本身的情况来看，巴黎公社都不是历史的分水岭，更没有给资本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当然也就谈不上使资本主义走上衰亡的道路。”（第411页）。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更为科学，也更接近历史事实。

　　（二）提出对近代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也要给以合理和客观的认识。一改以往教材的一味颂扬和全部肯定的论调，坚持从运动本身的演变规律和时代背景去进行认识。刘宗绪教授通过对历次工人运动具体过程以及提出的口号、措施等的分析，认为“直到19世纪中后期，无产阶级的斗争也没有对资产阶级的统治真正构成威胁。”（第398页）同样基于对客观事实的考察，他对民族解放运动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将之纳入整个世界体系的发展中，明确地将民族独立运动划分为“旧式”和“新型”两类，对其内在的特征和发展历程都给予了客观、科学的论述。

　　（三）在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任务、革命口号、改革和革命、土地问题以及大革命时期相关的历史派别、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认识等问题上，纠正了长期的不当论断，得出了更符合事实的新认识。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既是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因此衡量其彻底与否的标准也只能是这种取代。”（第314页）因此，不能一味地指责资本主义是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人的自然权利、经济自由、政治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口号不光是对人民的一种欺骗，也不全是资产阶级虚伪性的体现，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推动历史发展上是有历史贡献的。在土地问题上，如果强调以能否满足劳动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标准就是超出其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是对历史的苛求。

　　（四）对近代时期的垄断组织加以重新论述，第一次将垄断组织的积极作用写进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材，提出“垄断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联合体。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和进入现代发展的时期。”（自序）

　　（五）提出了“代价论”，强调历史辩证法在历史认识中的运用。在评价诸如资本原始积累、殖民主义、美国西进运动、圈地运动、奴隶贸易、工业革命时工人艰苦的生活状况等问题时，既要看到这些历史现象本身所体现的不可磨灭的残酷性、血腥性和无人道性，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在资本主义初期时对封建制度的瓦解和破坏力量，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四

　　与其他世界史同行不同的是，作为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刘宗绪先生在普及世界近代史知识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积极探索提高中学教学水平之途，为祖国下一代的培养鞠躬尽瘁。

　　刘教授反对传统的历史教学法，认为那种只传授知识的灌式教学无法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才，因此，他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具有较强的能力，是衡量我们教学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第375页）在这种教学主张的指导下，他坚持要把高深的学术研究和基层的初等教育相钩连，把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的新观点引入中学教材和教学中。为此，他与黄安年教授合著了《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在中学历史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称为开风气之作。他还不断到各地参加讲座，作报告，讲学，以引导中学历史教师更顺利和容易地接受新的观点，实现知识更新。尽管“知识更新也意味着知识作废”，刘教授的努力的确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但他始终坚持普及新的历史知识，提高中学历史教育的水平，为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之间搭建起的一座金色的知识之桥。

　　刘教授曾长期担任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历史命题组的主要成员，是我国高考历史命题改革的带头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促进高考历史试题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型，从而极大的推动了中学历史教学改革和中学历史教材的改革，为高素质、全能力的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提出“高考试题集中考查考生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尽快提高中学历史教学水平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第609页）近年来，中学历史教材改革非常有成效。这是与刘教授和同事们的改革努力分不开的。同时，他认为中学生要学好历史，“一定要努力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要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做到不‘惟’上、不‘惟’书。”（第609页），同时还要注意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在高考试题中他注重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进行出题，希望历史学科能“拔高”的更快，以更好地为下一代的培养发挥作用。

　　此外，刘教授一直主张历史知识的普及化、活泼化，坚持深入浅出、将历史还给大众的主张。因此，他用喜闻乐见的传统演义体次写出了两卷本、近80万言的世界近代史演义之作。收入本书中的《法国大革命演义》，生动活泼，跌宕起伏，赏心悦目。刘教授还主编了《新编历史小丛书》等。

五

　　刘宗绪教授在史学领域的理论和学术探索，极大地推进了我国世界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像刘先生这一代历史学者，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史学道路坎坷曲折，却始终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道路。他们的勇敢探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共同性的话题：在中国的语境下，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者，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和教材？

　　首先，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世界各国进步史学或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中影响日益增长。中国学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一度被教条化、模式化了，虽然各人都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都是断章取义或者只是强调其中的某些论述。（第597页）这给我国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搞“两个凡是”，而应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坚持实践检验来立论。同时，还要注意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只有在发展中坚持，才是正途。

　　其次，要正确理解和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独立分科，正确的理解世界历史是客观反映世界历史进程和内在规律的重要前提。严格、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不仅仅是指地域上的全球囊括，不仅仅是各民族、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综合，而是还应该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互相制约，反映出统一整体的历史进程。所以，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更是作为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中不可缺少之一环，必须在世界历史、包括世界近代史的教材编写和体系构建上体现出来。正如杨玉圣所指出的，“如何把近代中国历史有机地纳入统一的近代世界历史体系，无疑是应当引起我们的历史学家加以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除了与我们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建设和学科发展有关外，还有助于我们拓扩学术视野与思路，从而既从近代中国看世界、又从近代世界看中国、还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中看世界历史，其意味是深长的。”（第626页）

　　最后，新一代的史学研究者必须在接过老一辈先生们的接力棒之后，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探索。

　　（一）新时代的世界史学者必须要加强史学基础的修炼。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外国历史的研究必须要以丰富的史料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为前提。如果不懂拉丁语、法语、德语等，那么研究势必会受到限制，史料的获取和解读都将大受影响。世界史学者必须重视打好中国史基础，要提高古文的阅读和理解水平，更要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以便能将之胜利的融入整体世界历史，也能在中外历史的比较上深化认识。

　　（二）世界史是研究人类历史总进程的一门重要学科，各国学者都在积极地对其进行研究和认识，并且必不可少地要经常进行各种学术性的交流。因此，要加强和国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掌握其学术动态和趋势，在批判地吸收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学习和研究，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打开了国人的眼界，也拓宽了世界史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和途径。新的形势为中国世界史学界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有助于我们创建有自己特色的学科体系。

　　（三）历史学科应该借鉴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乃至自然科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加强历史分析的科学性，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出新的历史解释。还应借助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条件进行资料的整理、分类、储存和查阅，这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整体把握将有极大的辅助作用。

　　在老一辈专家学者业已开拓的世界史学术事业中，我们仍然大有可为，任重而道远。

http://www.ls11.com/Article/lstd/jztd/200408/47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