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茂先生请辞《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邀编辑的几封信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22日发布

 

        杨生茂先生是1992年起应邀担任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国际特邀编辑(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 in China的)的,同时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刘绪贻先生和邓蜀生先生,1992年夏秋邓蜀生先生提议由我替代他,获得杨、刘两位先生支持,并被JAH编辑部接受同意。

    杨先生1999年起多次在给我的信中谈到要辞去JAH国际特邀编辑的职务，并推举年轻人来做,对于JAH编辑部不予理睬的态度和也不寄给他作为国际特邀编辑应该享有免费获得JAH杂志权利的做法十分不满。现在摘要发布给我部分信件的内容如下：

 

1999年7月5日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9日天津邮局寄出,12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

        最近接到David Thelen于6月3日来信。想你和绪贻也都接到类似的信件。

回信中提到他在8月份去职，由Peter Kraemer继任主编。”“特别提到Contributing Editors的任期问题。Thelen说,在会上有人提上任期为4年。Thelen提出这个问题,意在更新editorship ，对这个问题你有何意见?

    就我来说,我早已感到年事日高，且冠心病时有发作（上月安了起搏器），力不从心，尤其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希望有年轻人继任。很早以前，我同刘绪贻先生提到此事，那只是一时的感触。这次Thelen提出这个问题，又引起我的思考。你比较年轻,精力充沛，过去任劳任怨，十分辛苦，甚而在时间、精力和经济上贡献良多,功不可抹。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应当继续连任。

    看起来，我们需要回Thelen一封信(或给Kraemer写信，假如在8月以后)。因各人情况不同,似以分别向Thelen写信为宜，何况Thelen也是向我们分别来信的。关于回信，俟考虑成熟后在写,不宜冒然,但不宜超过八月。

    Thelen既然在信中提出“length of service”问题,也提出别人建议的4年制，可见他是同意有限任期制。

    我个人的想法是:我应该退下来,推荐XXX（笔者按:发表时真名实姓以XXX代，下同）继任,并应提到你的贡献,为了工作的连续性得到保证,向Thelen建议你留任。”

接杨先生后,我即于己于13日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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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6日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17天津邮局寄出,19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为了说明白问题,兹分条叙述

（1）接6月3日Thelen信后,我于7月5日写信给你。今7月16日给你写复信，并拟将此信复印,寄往刘绪贻先生。

（2）Thelen来信中谈到将卸任，Kraemer继任总编辑(于8月份内)。我想刘绪贻先生也一定收到Thelen的信。Thelen着重谈的问题之一是特邀编辑任期问题。这个问题正符合我的想法。Thelen的想法是经常更新编辑人员，即吸收新的史学思维。理由可取。符合我的想法:主要是年事日高，体力不佳，不如早日让贤。为了保持“连续性”，我在上次给你信中(7月5日)，推荐XXX。

（3）来信说,可增加名额，增至四人,也无不可,但我不应在考虑之列,主要原因是力不胜任（如两年前,我写信辞掉中华美国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你这几年任劳任怨，花费精力、时间、经济都很多,为三人小组的中枢，所以你应保持不动,不要退下(你的年龄也不到退下的程度)，也是为了“连续性”的必要。至于来信所言的“权威性”，似乎无多大效用。不足考虑。

（4）与其将来更换成员,不如此次借Thelen退职时提出此问题之机，顺水推舟，少费周折。

（5）你赞同三人分别给Thelen回信，很好,这样问题说明得更充分些。你说,分别回信前,三人充分交换意见，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也很好。请你将此意转告刘绪贻先生

，当然我也会给他写信的，意见集中到你那里，不致议论无章,毫无结果。”“此信复印后,已寄往刘绪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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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2日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3日天津邮局寄出,10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

近日接绪贻先生复信。今日我将我的意见函复他(见复印件)。我们二人的看法是, Thelen6月3日来信中已表明对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的任期予以限制。在Thelen所说的“more specific letter”来之前，我拟主动向Thelen提出我的想法。也许他不一定接受。从我们这方工作连续性的需要,主动向他Thelen提出来,供他参考。”

 

杨先生复函刘先生的摘要如下：

    “绪贻同志: 7月22日复函已收到。来函与我的看法一致,即Thelen6月3日信中已说明所有(all)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ng Editor任期均有限制,可能定为4年。由此可见，我们均在更换之列。

    来函又称，Thelen在6月3日来信中,还说随后有信致各国Contributing Editors一封“more specific letter”。因为“specific letter”还未收到，你要等一等给Thelen写信。

    我的想法是争取主动,争取将我的意见向Thelen提出(即，出于工作连续性的需要,安年同志可继续留任,XX替代我)。这种意见, Thelen或许不会采纳，但不能不试一试。（在未来的“more specific letter”中, Thelen可能提出人选，也未可知）。我觉得，试一试有必要。

 

1999年8月19日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20日天津邮局寄出,23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

7月19日惠书已收到,（信内还附有7月29日刘先生信和8月11日你致刘先生信的复印件）。

    我争取主动,在Thelen答应的“more specific letter”信来到之前，已复信给Thelen（至今Thelen还未来more specific信）。内容还如上函所言：为了工作连续性和熟悉性,请你留任;我辞职，请XXX继任。当然，这是我的想法, Thelen未必一定接受。

    我考虑假若Thelen在美国同华侨或华人学者中酝酿一个名单，寄来让我们“考虑”他的“more specific letter”，那就被动了。（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全部或部分接受他的提名名单）。（第一次名单提出,在事先未征求我们意见,但我们也提了修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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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美方提出准备全部更换国际特邀编辑名单，但是所称“more specific letter”一直没有收到,杨先生已写信给Thelen表明了辞职态度和建议。但是我们的推荐论著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2000年9月29日,我将推荐中国美国史研究论文目录（1999年7月—2000年6月）供修改稿分别寄给杨、刘两位先生,信中说:“最近腾出时间仔细查阅了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美国史论文,总的感觉值得推荐的还是不少,所以这次适当多选一些”并说“我还没有收到今年以来的JAH，不知您们是否收到？”

 

    2000年10月5日, 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10日天津邮局寄出,11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

奉上论文目录，请查收。

        我也没有收到2000年3月及以后的JAH。大致在数星期前, 绪贻同志来信说,只收到JAH 2000年第一期。是何原因，请在寄论文目录时加以询问。

 

 

2000年10月27日, 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29日天津邮局寄出,31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

    今日收到绪贻同志于10月26日寄来的信，述及JAH主编Joanne Meyerowitz写给他的信。今复印一份寄上。

 

    2000年10月19日,我将推荐中国美国史书目目录（1999年—2000年6月）供修改稿，和推荐中国美国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目录（1999-2000）供修改稿两份分别寄给杨、刘两位先生，征询修改意见。

 

    2000年11月5日, 杨生茂先生在给我的信（8日天津邮局寄出,10日收到）中写道:

“安年同志:

寄上博士论文目录稿，请查收。”“Thelen这个傲慢的美国人还未曾回信，（也未曾寄杂志）我是看着我们的情谊，耐着性,把寄来的目录稿修订一遍。“下不为例”着句话就在我嘴边!既然不回信，我没有义务‘伺候’他,那就太低三下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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