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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谈资料建设在外国史研究中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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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先生谈资料建设在外国史研究中的奠基作用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5月12日发布
在杨生茂先生的治学主张中,有一方面非常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就是他十分重视外国史研究的资料建设，认为这是研究程序的初始阶段，也是奠基工程。他不仅亲自动手，组织编译基础资料,而且鼓励和赞赏研究者参与资料编译。杨先生的倡导、呼吁和组织基础资料的编译，不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初创，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21世纪进一步开放交流、网络化发展的今天，依然是美国史研究向纵深和横广两方面发展的重要工程。遗憾的是在今天急功近利思想驱动下,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组织、倡导、规划、实施与90年代前相比显得很不够，一个明显的事实,90年代后期以来，在这一方面的文字资料集结成果不多。学习杨生茂先生关于资料建设是研究工作的奠基工程的治学主张具有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12月,杨先生主编出版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引言写道：“为了给阅读美国史的同志一些基本史料，我们拟按历史事件编译若干资料选辑，分册陆续出版。《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是其中的一种。”1981年,他又与人合编了《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年,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他领导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编译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推动的《美国史译丛》第2期，该期以美国外交史为主要内容,包括4篇译文和17件资料。他在为该期《译丛》所写的“编者的话”中结合美国史学独立和发展的历程强调了资料在研究中的奠基作用。他说“史料的收集和刊印以及历史学会的增加,标志美国史学的独立。美国外交史学家也不满足于本国各政府部门公布或者编选的文件。他们到国内档案馆去收集资料,编印成书,提供研究人员使用。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专业组织、刊物和资料汇编有增无己。”“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资料、专题论文和专史，即先从搜集资料开始,进而撰写专题论文,最后归纳综合为专史。”（《探径集》第100-101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杨先生在《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关于美国史研究的几点想法》一文中,他又写道:“从美国史科研重大项目来看,亟待解决好有关‘资料—专题----通史（或专史’这一研究程序问题。”“如果把通史喻为一座大厦，那么资料和专题研究就是大廈的基础了。没有坚实的基础,牢固的大厦就无从建立。占有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工作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资料是装配机器的元件。元件不足,无从装配合格的机器。” （《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载《探径集》第271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杨先生的这一治学主张反映在他为美国研究者所写的许多序言和评论中。例如，1990年杨先生在为阎广耀和方生两位先生编译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本书包括1842-1918年间中美关系史中美国官方原始文件234篇。据我所知，这样叫系统、较全面地选择美国官方原始材料,在我国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真可视为创举。原稿为40万字,后从选出30余万字付梓，因而价值益增。本书的出版为中美关系史研究了一定数量的翔实的材料。对关心和研究中美关系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件值得庆幸之事。”他称颂两位编译者“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精雕细刻的用心值得称赞”（《历史教学》1991年第4期,载《探径集》第329，331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庆昭先生所著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杨先生在“《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读后”中写道:“本书的第一点特色，是史料的丰富和原始性。在全书850尾注中,政府档案、私人文件、日记、笔记、口述历史以及作者本人采访等第一手材料,占了85%以上。作者对于一些被认为是权威的材料也进行了考证，尽可能做到去伪存真。”“华庆昭同志现在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专著，这跟他孜孜不倦的执着精神和务实的方法论有关系。”（与赵学功合著《世界历史》1992年第4期，载《探径集》第318、322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1995年王晓德博士《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为之作序言，序中写道“研究外国史，其中包括外国外交史以及与之有关的原始材资料,必须审慎精思，采取鉴别筛选的态度,要发挥独立判断的功离，切忌东施效颦”
。他主张“穷资料,溯本源，精于思考”。（《探径集》第336-337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1995年赵学功博士所著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为之作序，序言中写道“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史学研究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史料丰厚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然，作者并没有沉缅于史料，而是保持审慎分析的态度,从中引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根据大量翔实的中文材料,参照大量外文材料,撰写一本避免片面性的中美关系史专著，实在太重要了。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出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为国际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探径集》第339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1997年王立新博士所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先生为之作序，序言中写道“作者在图书馆中拂尘披览了许多近代来华美国传教士的中西论著，在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认为应采取鉴别筛选，择优而从的态度，既不能一股脑地加以否定，也不加区别地盲目吸收。同时对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应慎重反思，剔除其沉渣糟粕，发展起优秀素质。”（《探径集》第343、345页，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
杨先生的这一学术主张不仅反映在著书立说的文字上,而且大量散见于他与学生和同行的日常交谈中,先生驾鹤西去后,许多回忆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均可资证明。笔者这里说说,他给我的几封信中谈及的这一学术主张。
杨先生1984年12月16日,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美国史译丛》第三期内容十分充实，为研究美墨战争者开辟新的蹊径，深为欣慕，并致谢意。”（该期目录页请见影印照片）
1985年1月8日, 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顷接《史学选译》1984年第二期。内容丰富多彩，实为外国史研究之基础工作。年积月累,必成大器，裨益外国史研究和教学良多。” （该期目录页请见影印照片）
1988年6月29日, 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近接《史学选译》1987年第十三期，非常感激。封面设计极为醒目，构思新颖,确具匠心。内容亦个部构成系统,选择得体，用心既宏有微，别具一格。这是世界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研究)之福音。再次谢谢。” （该期目录页请见影印照片）
1990年8月13日, 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史学选译》1990年（总第16期）于今日辗转送到我手,大概在研究生间递阅了两个月,最后总算传到。谢谢。” （该期目录页请见影印照片）
杨先生还有两封信提到:“自《历史译丛》停刊以来，大家都感到无法交流外国史资料译文。今北师大能继续出版此刊物，实为万幸之事，希望坚持下去，以利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表。”在另一封回信中,杨先生还说:“回忆日本民治维新后,着重翻译工作,确可借鉴。”
先生所说的《美国史译丛》第三期应是总第4期，为《美国史译丛·美墨战争专辑》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河北师大历史系《美墨战争专辑》组编译，其中62份是有关美墨战争的一些基本资料,另有三份关于三位美国总统的简介和三份美国参议院文件中关于美墨战争的目录索引，专辑主要取材于美国政府当时的档案材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有19世纪30-60年代的美国国会档案文献553卷,这一档案当时在全国独一无二，即使在网络数据库公开的今天，文字档案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遗憾的是迄今利用率极低，即使历史学院的博士生光顾的也不多。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内部发行刊物《史学选译》自1980年6月出版第一期以来，截止1992年9月出版第18期,历经12年,《史学选译》编辑部在创刊期《致读者》中写道:“为了推动我系历史,尤其是世界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并向失学研究工作者、教学人员及业余爱好者提供国外有关部门历史研究的资料,自今年起我系开始出版内部刊物《史学选译》。《史学选译》是综合性的教学与研究的参考资料,以选择重要的历史文选和资料为主,适当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史学论文和专著以及译介部分书刊等。” 《史学选译》编辑部开始由我协助李雅书教授负责编辑,后期由我负责。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经费拮据，自1993年起一直停刊。先生赞扬“封面设计极为醒目”的设计者是当时留学任教的青年教师赵世瑜。
附信件和杂志目录影印照片，共28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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