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资中筠文章:大学“评估”弊大于利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4月4日发布
这里推荐的是我所尊敬的好友资中筠研究员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大学“评估”弊大于利》有些转载的网站没有具体说明中华读书报在那天,刊登的这篇文章,使人以为是26或者27日发表的。(2008年4月26日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华读书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524&type=1006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4/26/content_8049755.htm
http://news.163.com/08/0427/09/4AHC1KN900012I5M.html
不过光明网上注明是2008年4月25日发表的。
这篇文章发表在教育部评估中心负责人谈话之后,可见大学评估利弊的讨论并未因为教育官员出手统一思想而终止。
资中筠先生本人不在高校,她的看法相对高校人员来说,容易摆脱评估利益的干扰。她在文章中谈到:
*另外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上报资料造假:从示范讲课到档案资料,包括过去学生的成绩,乃至没有开过的课也能造出开过的记录来……不一而足。最恶劣的是这些事还由老师动员学生一起做。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即使直接参加造假的学生是少数,但其他同学都看在眼里,久之见怪不怪,再讲什么“荣耻观”、“诚信”社会,等于又上一堂“伪善”的示范课。以后的教育史学家如查档案,也得不到历史真面目了。
*感触也深得多。填表已成为学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但是既然为众所诟病,能不能抵制呢?为什么每遇评比,学校那么多有识之士都上下一心,卯足了劲,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脱一点呢?据说是不能的。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全校员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间有天壤之别。例如一个“博士点”关系教授名额,也就是许多饭碗。如果某项“工程”名落孙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学校就要“降级”,沦为二流或三流,连锁反应,影响深远。所以,据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对,不能超然。
*我见到不少文章都对此类评估之弊有所批评,但是大多是原则上肯定评估的必要性,只是认为需要改良。我则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根本取消这种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的评估,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无法改良,弊大于利。从根本上讲,大学的优劣、名声,不是由政府评出来的。
*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时间和良心。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又要触犯某一部分人的权与利,那就非我所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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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评估弊大于利,大面积造假的教学评估应该停止,这种见解和我不谋而合,尽管我的主张遭到一些网友的抨击,但是迄今还没有看到理性地回应以为这种和利益挂钩过去紧密、形式主义、劳民伤财、大面积作假评估还该继续下去的科学根据。有种理由强调评估是为了确保和促进教学质量,问题在于教学质量的问题是教育部门早已心知肚明的,教育部门本该停止那种教育大跃进势必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做法,现在企图通过在三五年时间来过评估保障“质量”过关,极易再造教学质量保障的假象。用评估运动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至于数据作假现象教育部门充耳不闻是失职的表现,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本文附上资中筠先生的全文,同时还附上科学网上转载傅剑锋 吴冰清 文章: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高校评估该停了》(南方周末,发布时间:2008-4-24 1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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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评估”弊大于利
资中筠 刊发时间:2008-04-25 10:24:31 中华读书报
由于一家大学领导对一位教育部考察组的秘书敬礼有加,并与之合影,惹得网上又热闹一阵,甚至出现“合影门”事件之说。文章做在“美女秘书”上,以至于那位无辜的女生名字无端被与一件不光彩的事联系在一起,频频曝光。首先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拿“美女”说事儿之风十分反感。似乎这件事忽然引起注意,就因为有这样一位
没有官位的年轻人随考察组工作,碰巧又是女性,碰巧又面容姣好,大学领导居然对她如此恭敬,就被赋予不寻常、不正常的性质,甚至加以种种轻浮的挖苦。那么如果考察组都是清一色男性,而且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或者有点“级别”,校领导们待以上宾,躬身协肩就很正常了?
大学“评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妍媸,甚至也无关个人的级别,有关的是制度和权势。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学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来往,情况略知一二。大约十年以前在外地一家名牌大学住了几天,赶上“迎评”“2.11”,感受了一下那种犹如大观园准备迎接元春省亲的气氛,整个校园张满了鼓动性的红布标语,全体学生动员大扫除、修草坪、校门外原来十分繁华的各种小摊贩忽然都不见了,四周清清爽爽(不知动用了什么关系和权力能做到这一点),学生们首先感到的是吃早饭成问题了。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迎评”。当时十分纳闷,到底评什么?校园外观有那么重要吗?据说“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至于实质性的内容如何准备,作为局外人,我就不知其详了。后来逐渐听到的越来越多:还有什么“9·15”、博士点、重点学科基地、国家重点项目……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样都是激烈的竞争,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学科带头人,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教师都为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尽管如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遇评比,其他事都靠边站,因为评比的名次是要物化为实实在在的钞票的,包括教育经费拨款、各种含金量丰厚的课题、高级职称名额,等等。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功课最后都要落实到教育部(或教育厅)钦差大臣的朱笔打分。这些“考察组”成员就掌握“予夺”之权(还好,不包括“生杀”之权),哪个校领导敢怠慢?那心情与老百姓每年祭灶差不多,一切目的只为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既然名额有一定的限制,有评上的,就有评不上的,竞争激烈。于是讨好、争取钦差大臣的手段也花样百出,不断升级。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既包括食宿待遇,也包括“陪吃”的级别。其实考察组的成员级别一般不会太高,不过是科长、处长。但是校方必须校领导亲自出马,除了几家比较“牛”的大学外,都得第一把手出面宴请。我亲耳听说某省一家也算重点大学接待一位教育部“下来”的干部,由于正校长脱不开身,由副校长出面宴请,校内有关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一桌,那位干部就面有不悦之色。主人频频敬酒如仪,轮到一位办公室女主任向他敬酒,他竟然当面拒绝,表示她不够资格云。以下的故事就带有戏剧性了:后来那位女同志碰巧也调到教育部工作,而且由于年资较深,碰巧成为那位小干部的顶头上司,他们以后的关系如何,那女同志有没有伺机“报一箭之仇”,讲故事人没有讲。这是一则教育官场的怪现象。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宴请、陪同、照相等等还是形而上的面子工程。另外一个层次就物化成实质的利益了。从小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发展到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各种物件,也包括各种名义的现金,数目也越来越大,受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种馈赠当然也得有技巧,于是各大学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各显神通,在实惠和得体上做文章,据说还有用崭新的笔记本电脑上报资料,其余种种奥妙,深不可测,皆不足为外人道。
另外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上报资料造假:从示范讲课到档案资料,包括过去学生的成绩,乃至没有开过的课也能造出开过的记录来……不一而足。最恶劣的是这些事还由老师动员学生一起做。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即使直接参加造假的学生是少数,但其他同学都看在眼里,久之见怪不怪,再讲什么“荣耻观”、“诚信”社会,等于又上一堂“伪善”的示范课。以后的教育史学家如查档案,也得不到历史真面目了。
以上所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教育界人士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感触也深得多。填表已成为学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但是既然为众所诟病,能不能抵制呢?为什么每遇评比,学校那么多有识之士都上下一心,卯足了劲,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脱一点呢?据说是不能的。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全校员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间有天壤之别。例如一个“博士点”关系教授名额,也就是许多饭碗。如果某项“工程”名落孙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学校就要“降级”,沦为二流或三流,连锁反应,影响深远。所以,据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对,不能超然。除非像陈丹青教授那样辞职而去。但是有多少教员能像陈丹青那样不需要教职养家糊口的?再说,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教授为反对评估而辞职(或罢教)事件,岂不是犯了大忌,在我国,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只是假设,以我对当前“士林”的了解,此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见到不少文章都对此类评估之弊有所批评,但是大多是原则上肯定评估的必要性,只是认为需要改良。我则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根本取消这种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的评估,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无法改良,弊大于利。从根本上讲,大学的优劣、名声,不是由政府评出来的。我国一些已经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学,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国家栋梁,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个部门评出来的吗?即使评某一学科都很困难。多年前,我被列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估某一学科博士点的“专家”,根据我所收到那些大学关于这一学科的书面资料,不足以做出公允的判断,难以投负责任的一票。所以我知难而退,婉辞了。对于我本来比较熟悉的一个学科尚且如此,遑论在各家上万人的大学间作全面评比,尽管有所谓“专家组”,最终由行政官员主导。我们现在很会拿“国际”说事,据说“国际”上也是有评比的。那么先切实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评比(如果有的话)是由谁、如何操作的?至少,评比的结果只供公众参考,而不造成有关大学的实际损益。如果大学领导办学的积极性是靠评比激励出来的,没有评比就不作为,甚至连下水道也不修了(有报道如此说),那大学校长水平不是和小学生差不多了吗?总之目前的评估体制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却足以转移教育者着力的方向,劳民伤财,多一条腐蚀干部、败坏士风、(至少在德育上)误人子弟的渠道。
当年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反对教育部干涉大学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认为“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须知西南联大为国立大学,教育经费要靠政府拨款,而且当时学校财政之拮据,教授生活之艰苦与今日有天壤之别。但是校方并不因此放弃教育独立之原则,而且居然维权成功。这则佳话以及冯先生的妙文近来被频频提到。那个时代、那种风骨已经远去,当然那样的文章再也无人写得出来了。现在大学校长要对“部里”“下来”的任何一名小科员躬身迎送,岂非正应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说?我对再现七十年前的士林风貌决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时间和良心。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又要触犯某一部分人的权与利,那就非我所计了。
http://www.gmw.cn/content/2008-04/25/content_7662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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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高校评估该停了
:傅剑锋 吴冰清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08-4-24 11:38:30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高校评估该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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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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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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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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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的话,就是要停掉行政主导的教学评估,以社会评价和同业评价为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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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错误纠正机制很不灵敏,在任何健康的地方,一旦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都应该迅速发现,立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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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8日,朱清时在9所名校校长参加的 “一流大学建设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刘兵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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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甚至造假迎评不同,中国科技大学选择的是“原生态迎评”。他们没有修改原始资料,没有打乱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手捧鲜花去隆重接待专家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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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陈旧而拥挤的办公室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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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是因为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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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既然是 “原生态迎评”,那么可能有的材料没有保存好,或者不符合评估标准。你们不担心评估专家给你们打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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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在不符合规范的时候,我们就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例如,评估标准要求每堂课老师都要有教案,但中科大有些水平很高的老师,对讲课内容熟极了,又很忙,不一定写教案。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俗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每堂课写教案吗?对这些老师,学校就应该包容他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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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工作过,很多教授上本科的课没讲义,但讲得很好。往往是最高水平的老师才这样讲。真把讲义写得滴水不漏的,就是照本宣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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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这样的解释专家能认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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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那时的专家评估组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们都很理解。教育部那些规定都是死框框,专家只要理解了,就可以把这个指标变得活起来。真实的教学是个很复杂生动的体系,很难用一个标准划一的框框把它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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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得了优,但不是全优,有些地方也确实没有符合它的要求。有些指标我们也不去争,比如像课堂试卷,不齐就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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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论文得了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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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我们的论文原生态都会得优,我们有这个自信,我的实验室每年都会有许多本科生来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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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我们的“原生态迎评”也受到很多攻击。其他高校迎评时,就说中科大连卫生都没有打扫。专家组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到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地都没有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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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听说当时评估专家去听课,老师讲得入神,连凳子都没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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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专家听课,是自己选择的,老师不知道。我们没有事先和老师打招呼。有些在计划里头的,我们还是要组织认真准备的。没有事先列出来的,专家就是随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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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们心里哪来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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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第一我们有自信,科大这个状态如果都说我们不好,我想其他高校很少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第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种骨气,我们科大人不愿意弄虚作假,去得一些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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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说我们哪些不合格,正好我和领导说去,要求给相应的经费来改进。我们就这个心态。但后来本科教学评估变得越来越表面化、泡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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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我在看你们的迎评照片时,就发现很有意思的对比,你们迎接专家时只是热情握手,而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是鲜花恭候专家,有的还警车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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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我们在接待上,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例如第一不能鲜花迎接,第二不准送礼,不准请吃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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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专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专家楼。有些学校就说,科大太不认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学校的窍门,他们给专家变相送礼。比如让专家住进来,然后成套成套的用具都是新买的,最后让专家带走。这些我们都没做,和后来的气氛相差就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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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我记得你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郭传杰曾对专家说,“我们不特殊招待,这样才是尊重你们的学格和声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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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我们没有刻意地安排过分的东西去欢迎专家,我们有这个骨气。我们也相信真正的大学者不会喜欢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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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们有没有搞些基建之类的?许多学校在评估前大兴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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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我们没有去搞表面上的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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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化重创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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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像中科大这样有自信的高校在全国并不多,多数普通高校对评估很紧张,对专家很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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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一般的学校它没有这个底气,因为本科教学评估太重要了,它们不能承受评到个“差”。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于是就找捷径,想把教育部要的这些指标都达到。本来这些指标是要在教学实际中提升达到的,但是很多学校发现这样做太困难。那么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专家高兴,让专家给你打高分。这样,专家打高分,变得不一定意味着你本身教学好。越评到后来,有的学校越认为,我们不需要做得好,只要专家印象好给打高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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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都把公关和工作的重点都留在评估这四五天,地毯式轰炸地给专家留下好印象。教学评估就变味了,变成了泡沫化。所谓泡沫化,就是不要你有实在的东西,只要五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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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正在伤害评估本身的公信力。这一两年,有70%以上的学校都在评估中得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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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现在的教学评估不可信,就在于结果的泡沫化,这种泡沫化重创了学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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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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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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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是很缓慢的,但是把它摧毁却很容易。摧毁了之后,要重建,至少是一两代人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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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真话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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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李志宏告诉我,高校的校长们有90%以上认为评估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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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这个好不好,得到事后大家才可能说真话。现在大家都不得不说好话。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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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校长,私下说话,包括对我说时,都觉得这样(评估)不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把它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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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所以校长们还得在这列火车上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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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是这样的。校长们都要拼命争取评优。每个校长在他的任期内,受到潜规则的驱使,就是要把这类评估做好,才显得称职,显得有能力。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错,结果评得比较糟,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没有能力。反过来,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大好,结果评得很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有能力。所有人放在这个位子上,都会承受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压力。我也是这样,也经常受到潜意识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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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曾说过,“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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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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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校长十年,我为科大作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科大免除了这些年的不少大折腾。比如科大没有大规模扩招,1998年每年招1300,2001年招1800,一直保持到现在。
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42412946965205801.html
相关专题:教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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