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口述：我的父母和亲属故旧(5)姑父母方忠本、吕文冬（2018.2初稿；2026.10.10修改）
受权发布吕启祥口述 黄安年的博客2026年10月10日发布 第40248篇
【个人所藏资料 影像资料GRSZZL GRLZ2024.9】
我在2018年2月农历丁酉除夕写就《从姑父百年说起》。先在博客上发布，然后收入我的《一分缘—我的师友亲人们》中（第440-442页，2024年9月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今年以来通过影像资料和文献材料的甄别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有待充实。现在发布的是《从姑父百年说起》一文：
从姑父百年说起
日前，我的姑父方忠老人在上海辞世，已届百岁。姑父生于191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逝于2018年2月13日，农历腊月廿八，堪称寿星。我的姑母吕文冬于十一年前(2007年)故去，时年八十八。姑父母一家，是我父辈在上海最近的亲戚，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在我保存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中，有颇为珍贵的一张，是1941年姑父母的婚礼照，上有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还有两个小傧相，其中那个女孩就是我。这张照片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姑父母家的墙壁上，其纪念意义随岁月流逝而增长，从中见证了新人的青春年华，也看见了童稚的我。记得当年这椿婚事的主婚人是我父亲，祖父已逝，长兄代父，一切由父亲主持，请柬下款亦由我父具名。其时父亲已供职中国银行多年，处事开明，为其小妹举行的是新式婚礼，以往兄姐嫁娶还依旧俗，如今在上海自当除旧趋新。对于我这样不懂世事的小孩来说，只觉得新鲜有趣，仪式假青年会礼堂，新郎西装革履，新娘婚纱漫地，音乐伴奏，宾朋观礼。小傧相的任务是男童捧纱，女童散花。这个场景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记得，可见烙印之深。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家居沪期间，姑父方家是我们近亲中走动最多的一门，从新婚小家到子女渐多，未曾间断。每逢节假日有时会全家出动。起先他们和上辈同住，姑父苏州籍，他父亲我呼“方家公公”，服务于上海电力公司，母亲“方家好婆”一口吴侬软语。以后小家庭独立出来，曾居冬新桥、跑马厅（今人民广场）等处，我还从他们住房的窗户口看到过跑马呢！抗战期间沦陷区的上海民生凋敝，我们的住房愈搬愈小，生计愈艰，姑父家的交通工具常常靠他的脚踏车。在我的记忆中坐在脚踏车的后座或前面的横梁上属家常便饭，姑父载着我穿过闹市越过人群，稳当快捷，还省下了车钱。多年后，我母亲还说你方家伯伯（我们对姑父的称呼，从他年轻到老一直不改）的脚踏车，载了一家四口，其时姑母腹中正怀着一个，总共正是四人。
现今有许多关于上海城市性格的分析，谈及上海男性颇多赞誉。在我看来，姑父是具备上海男性诸多优长的，工作上敬业，家庭中耐劳。他肩挑全家生活的担子，极富责任心，什么活儿都肯干能干。而且，就个性而言，姑父有一种极其突出而恒久的优点：知足、乐天。这不见得专属上海，而专属於他个人。我从未见过他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总是乐呵呵、忙碌碌，大家都说他的“劳碌命”。直到晚年，每通电话，从他那里得到的都是好消息，无论家事、国事、儿孙近事，都顺心开心。这并非他讳言负面，而是天性如此。尽管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但他对同事朋友、单位领导、工薪待遇从来知遇知足，夸赞有加。他在职时热心工会工作，曾出席50年代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会议，退休后在里弄里如鱼得水。
或问方老先生何以长寿，似乎并无秘诀。上代寿数普通，难说基因。平日姑父除起居有定饮食有节外，也没有特别的养生法门。他平生无三高之虞、少病痛之苦，这与他从前的辛苦劳碌、一贯的平凡生活、尤其是乐天知足的个性恐怕是大有关系的。
这里还必须说说我的姑母了（北方人对年长於父亲的叫姑妈，幼的叫小姑，我们是不分的，上海的姑母比父亲小十多岁）。2007年10月7日当我得知她病故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姑母留给我的记忆永远是亲近、节俭、讲究，细密的针脚、地道的烹调。年轻时她是我家上一辈人中最时尚的，新式婚礼，我还是小傧相；壮年时辛苦劳碌，跟上时代，在街道食堂服务有很好的口碑；老来仍极有活力，像一切上海老百姓那样克己利人、精打细算，过一种平民的、平凡的、平朴的生活。”姑母高度近视，却女红出色，她绣得花、纳得底，做的活计针脚细密，锁的扣眼工致平整，更不用说织毛衣和用缝纫机了。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精于烹调，叔父母自1980年起，从海外多次回国探亲，每到上海必定亲自下厨，设家宴接待哥嫂亲人。我们离开上海后只要有机会回去，她一定给做江浙风味的拿手菜肴。六十年代之初，小表妹来北师大上学，我看到姑母以旧翻新为她做的小皮大衣，不禁叹服。
我母亲长小姑10岁，互称大姐小妹，一方呵护备至，一方敬重有加，始终不渝。母亲早年初到上海，姑母入校读书，母亲就是家长。姑母和我哥姐曾有一位共同的华姓老师，乃苏州名校毕业，终身不嫁，姑父母师事华老师到她终老。我家与华老师一直交往如亲。姑母所上的学校、所唱的歌曲哥姐都熟悉，我也跟着哼。她就是我家的人。后来她出嫁，虽天南地北，仍守望相助。我们叫姑“小嬢嬢”，从小到老一直未改。祖母1972年元旦自上海来我家居住，其时我在北师大居住条件也很差，姑母两次来京协助母亲照护高龄老人，尽其作女儿的本分。1979年，我弟弟病危，到上海华山医院就诊，彼时住房狭小，姑母不顾自家拥挤困境，二话不说，安排了弟弟、弟妹的住处，危难之际见亲情。
姑父母以他们一个世纪的人生，见证上海这座城市的跌宕起伏、新生繁荣。上海滩本一渔村，其实也是移民城市。他们是老移民，也是地道的上海人。我通过二老感受上海普通市民的艰辛和欢乐，认知一个真实的上海，也从中拾起了我遥远的童年。
写于2018年2月农历丁酉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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