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红楼梦》校注组大字本编撰时期的研究（1975-1982）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7月10日发布，第36924篇

我不是红学研究者，我只是一个近距离观察红楼梦校注组的红外线人。在我看来需要重视1975-1972年红楼梦校注组大字本编撰时期的研究活动，如果说，《红楼梦》校注本是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基础工程，那么大字本编撰时期则是它的奠基时期，需要有人来做学位论文或者学术论文。

2021年春吕启祥为应对口述史研究所需曾动手撰有11000字的草稿，其中写有如下一段话：

自然，对于校注组这个学术共同体，我也充满了感念感激之情。

对于在校注组度过的岁月，我与锦池兄有同感，他说犹如上了一回研究生，改变了以后的学问人生之路。的确，校注组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学位、发什么证书；然而在这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与熏陶，打开的学术眼界和思路，特别是学术实践即围绕校注的读书写作，恐怕丝毫不逊于今之研究生所得到的培养。在我尤其如此，此前可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红楼梦》读者，不知红学何为、脂本何物，完全从头学起。组内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为我师，在红学问题上都比我先知先觉。

以上说校注组如同学校，是就个人而言；如果放大来看，即就学术事业主要是红学发展而言，则校注组犹如一台母机，从这里孕育并拓展出了学刊、学会、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从校注组出来的每个成员，犹如一颗种子，发芽、结实、辐射，不仅造就了个人，而且带动了一方。

只消排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关系。校注组成立于1975年，校本在1982年出版，在此期间《红楼梦学刊》创刊于1979年，紧接着1980年7月举行了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后，于1981年、1982年接连在济南、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红学讨论会。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校注组里最有活力、最早著文编书的几位即文雷（胡文彬、周雷）、梦溪等，早在校注组成立之初或之前，文雷就写过评论程高本及有关版本的文章，与红学前辈多有交往，胡文彬、周雷合编的几部令人打开眼界的书均在八十年代之初，即出版于1981年10月的《台湾红学论文选》、1982年4月的《海外红学论集》、1982年6月的《香港红学论文选》，而刘梦溪的三巨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第一册也在1983年春出版。他们几位和校注组的其他热心人为筹备学刊，动学会的成立忙碌奔波，协助其庸、希凡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学刊刊名为茅盾题写,记得就是梦溪求得，发刊词亦出自他的手笔。学刊最初的常务编委全都是校注组成员。学刊最初的一批作者大体上就是校注组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学人。

之所以提及这些相关往事，是为了说明校注组所做的不单只一件事。冯先生所言七年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的理解，从一个方面说，七年太长了，其间约有一年的时间搁浅，完全停顿，这就是最大的曲折。也因此工作实际上分成了前后两段，前段为1975至76年10月，共调集了12人，至76年秋冬几乎都回到原单位，仅有几人留守，后期重又启动，人数较少，继续工作至完成，约在80年交稿。冠夫兄和我各有一篇校和注的回顾性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在1982年学刊第3期，即林冠夫执笔《扫叶摭零——回顾〈红楼梦〉新本的校勘》，吕启祥执笔《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可以佐证，不完稿是写不成这样文章的。扣除停顿和后尾，校注实际上是用不到七年之久的。

如此看来，校注的“漫长”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即工作的范围已经溢出了校注本身，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术组合，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校注一个版本。它的成员，不论是留下，还是离开，都会关注红学，为之效力，这种凝聚力是无形的，有时仿佛松散，却很长久。不仅包含上述学刊、学会的孕育和校注组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学所的前身，而且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一页又一页丰富多彩的红学进程。

可以这样说，校注组的岁月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值得感念的，即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上，也留下了历史的足迹。【13】自然，对于校注组这个学术共同体，我也充满了感念感激之情。

对于在校注组度过的岁月，我与锦池兄有同感，他说犹如上了一回研究生，改变了以后的学问人生之路。的确，校注组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学位、发什么证书；然而在这里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与熏陶，打开的学术眼界和思路，特别是学术实践即围绕校注的读书写作，恐怕丝毫不逊于今之研究生所得到的培养。在我尤其如此，此前可以说只是一个普通《红楼梦》读者，不知红学何为、脂本何物，完全从头学起。组内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为我师，在红学问题上都比我先知先觉。

以上说校注组如同学校，是就个人而言；如果放大来看，即就学术事业主要是红学发展而言，则校注组犹如一台母机，从这里孕育并拓展出了学刊、学会、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从校注组出来的每个成员，犹如一颗种子，发芽、结实、辐射，不仅造就了个人，而且带动了一方。

只消排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关系。校注组成立于1975年，校本在1982年出版，在此期间《红楼梦学刊》创刊于1979年，紧接着1980年7月举行了首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后，于1981年、1982年接连在济南、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红学讨论会。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校注组里最有活力、最早著文编书的几位即文雷（胡文彬、周雷）、梦溪等，早在校注组成立之初或之前，文雷就写过评论程高本及有关版本的文章，与红学前辈多有交往，胡文彬、周雷合编的几部令人打开眼界的书均在八十年代之初，即出版于1981年10月的《台湾红学论文选》、1982年4月的《海外红学论集》、1982年6月的《香港红学论文选》，而刘梦溪的三巨册《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第一册也在1983年春出版。他们几位和校注组的其他热心人为筹备学刊，动学会的成立忙碌奔波，协助其庸、希凡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学刊刊名为茅盾题写,记得就是梦溪求得，发刊词亦出自他的手笔。学刊最初的常务编委全都是校注组成员。学刊最初的一批作者大体上就是校注组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学人。

之所以提及这些相关往事，是为了说明校注组所做的不单只一件事。冯先生所言七年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的理解，从一个方面说，七年太长了，其间约有一年的时间搁浅，完全停顿，这就是最大的曲折。也因此工作实际上分成了前后两段，前段为1975至76年10月，共调集了12人，至76年秋冬几乎都回到原单位，仅有几人留守，后期重又启动，人数较少，继续工作至完成，约在80年交稿。冠夫兄和我各有一篇校和注的回顾性文章写于1981年（发表在1982年学刊第3期，即林冠夫执笔《扫叶摭零——回顾〈红楼梦〉新本的校勘》，吕启祥执笔《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可以佐证，不完稿是写不成这样文章的。扣除停顿和后尾，校注实际上是用不到七年之久的。

如此看来，校注的“漫长”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即工作的范围已经溢出了校注本身，或者说，作为一个学术组合，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校注一个版本。它的成员，不论是留下，还是离开，都会关注红学，为之效力，这种凝聚力是无形的，有时仿佛松散，却很长久。不仅包含上述学刊、学会的孕育和校注组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学所的前身，而且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一页又一页丰富多彩的红学进程。

可以这样说，校注组的岁月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值得感念的，即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上，也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今天看来，我们不妨把校注组这一时期的功能概括为：

第一，这一时期的校注组类似红楼梦研究的训练营。

例如，集中了一批红楼梦研究专门家和爱好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汇集成本。

第二，这一时期的校注组类似红楼梦研究的开拓机。

例如，开创了集中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集体研究校注红楼梦的先例，

第三，这一时期的校注组类似红楼梦研究的传播器。

例如，校注组推动了其他基础工程的开展、红楼梦研究会的初创和红楼梦学刊的创办， 也促进了校注组成员个人研究及本单位或地区的红楼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校注组是全国唯一的红楼梦研究所的前生。

第四，时至今日，这一时期的校注组活动研究带有抢救学术遗存的性质。

   先后参加当年校注组活动的学者有20人，其中16人已经离世。其他四人蔡义江（92岁）、应必诚（89岁）、吕启祥（88岁）、刘梦溪（84岁）均已迈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经很难结束采访了。尽可能保存当事人的记忆和相关资料关乎保存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