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6月23日发布，第36767篇

  【个人所藏资料-学术手稿XSSG024 】

科学的华厦由理论体系构成，艺术的殿堂由形象体系构成。它们的外部表现可以千差万别、千姿百态，而其自身则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艺术作品之一种的长篇小说，如果它成功地创造了不止一个两个，而是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的人物，那么这些艺术形象就不会是互不相干或是简单地凑合在一起，其间必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或松或紧，或浅或深，此中高手便借此构成一个可以称得起为体系的艺术殿堂。形象体系的构成，反映着作家认识和概括生活的功力，也是长篇小说艺术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红楼梦》是一部创造了数十百个人物的长篇小说，不愧为一座丰富华瞻的艺术的殿堂。对于其中各色人物，不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单个地进行分析评论，似乎做得比较充分——当然还不能令人满意；而着眼于作家所创造的形象体系，则似乎不够。《红楼梦》的形象体系宏大而又严整，多变而又统一，充满着辩证的机趣。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试作探讨。

“情榜”的启示

《红楼梦》的读者往往苦于书中人物众多、头绪纷繁而不得要领。为了帮助读者掌握人物关系，作一简表标示人物之间的亲缘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就如鲁迅早年撰写小说史略时所作的那样，将贾氏谱系大要用表列出，宁荣二府祖孙五代一目了然，“金陵十二钗”更用记号标出，历历可数。以后，有人在鲁迅此表的基础上，补充丰富者有之，另将各房奴仆管家列出与之相辅者有之。这样做，可以理头绪，清眉目，于掌握全书故事情节不无裨益。

然而《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描写的虽是家族兴衰的故事，却并非谱牒家史。为了更好地了解作品而去研究作者家世，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读者心目中念念不忘贾府世系，而且处处和曹家谱系发生对应联想，比附征实，就易于陷入“自传”的窠臼。红学的历史已经证明此种方法的局限和偏颇。从文学批评的眼光看，艺术作品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还原为它的素材的，它们象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平行线。在小说里，人物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虽则有生活的原型，然而光凭这种关系是不能构筑成一个艺术世界的，读者单是谙熟这种人物关系很难真正进入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天地。事实上，作家在构思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考虑，如同编织一张无形的网，提动着全书众多的艺术形象。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那么，这个中心人物和他周围的人物主要是众多女性的艺术形象之间，究竟是以怎样的纽带、怎样的层次、怎样的方式联结着呢？

关于这个问题，海内外的红学研究者在论著中都曾涉及，并提出过精到的见解。大家不约而同地重视书末的所谓警幻“情榜”，认为这对于把握《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整体性、揭示人物形象的内在关系很有意义。我们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原计划（甚至已经落纸）在小说的末回写一张警幻情榜，上面揭列全书所写若干序列女子的“芳讳”。这在今天的小说正文中，自然是看不到了。然而当年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脂砚斋畸笏叟等批书人却是读到了的。因为在今存脂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它，甚至还引了其中的文字。可以列举如下：

其一，第十七、十八回妙玉出场介绍其出身年贯之处，己卯、庚辰本有批语：“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盖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义。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删（册）三断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而已，余未多及，想为金钏玉钏鸳鸯苗云（茜雪）平儿等人无疑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庚辰眉批：“树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234页。）

其二，第十九回宝玉赞叹袭人家中姐妹，自惭愚浊。此处庚辰本有批语：“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缺一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同上书262页）。所谓“情不情”，是指宝玉不但钟情于有情者，而且对于不情者包括人和物，俱有一段痴情去体贴（参见第八回脂评）。

其三，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一段，庚辰眉批有这样的话；“……却又轻轻用黛玉机锋，又续偈言二句，并用宝钗讲五祖六祖问答二实偈子，使宝玉无言可答，仍将一大善知识，始终跌（跳？）不出警幻幻榜中，作下回若干回书，真有机心游龙不则（测）之势，安得不叫绝。且历来小说中万写不到者。”（同上书323页）。

由上引脂评可以见出，小说末回确有一张“情榜”，上面排列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以及又副册等的名讳，而且还有“评语”。关于情榜究竟开列了多少女子，是三十六还是六十以及名次的排列标准，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姑且不论。这里仅就“情榜”有助于揭示红楼梦形象体系的内在联系这一点，略加申说。

首先，“情榜”所列，全系女子，而且是青年女子，与作家首回为闺阁昭传的初衷遥相呼应。在《红楼梦》全书数十百人物之中，青年女子无疑是这一庞大形象体系的主干部分。

其次，情榜冠首，当为宝玉。因为脂评曾昭示“贾宝玉为诸艳之冠”（见庚辰本十七、十八回回前总批），而且“情榜”上还有关于宝玉的评语。“情榜”的序列和名次，尽管有多重标准，如身分、教养、品貌，才学等等，但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乃是群芳与宝玉的关系，依其关系的远近深浅，定其册之高低，名之先后，这一点是为研究者共同认可的。

又次，情榜所重，在于“情”字。上述同宝玉的关系，自然包括亲疏一层，如十二钗正册中几乎都是同宝玉有各种血缘亲族关系的，副册又副册中几乎都是宝玉日常生活起居亲近稔熟的。但是，这种亲疏远近还不足以揭示情榜群芳同宝玉关系中最为作家看重的一重关系，即“情”的关系。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庚辰本第四十六回批语。）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情”字不能狭隘地解释为男女之情爱恋之情，而应当包括手足之情、友爱之情、关切之情、体贴之情等等。这个比较广义的“情”，是维系宝玉和群芳的纽带，是各人故事在石兄处“挂号”的因由。以下就此点作些分析。

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人物，钗黛二者同宝玉的关系自不待言，评说者多，此处从略。再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笔，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入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入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槛外人”已蹈入槛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既揭示了宝玉是形象体系的中枢，又说明了“挂号”的方式各不相同。上举十二钗情形如此，十二钗以外的各个系列的人物也大体如此。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出各个艺术形象之间的有机联系，理清小说情节轻重疏密的内在脉络。

虽属“客卿”而仍在“主子”范畴的宝琴岫烟等人，也各以自己的方式向主人公“挂了号”。在小说中，宝琴形象固然因为有一幅以白雪红梅衬托的肖像画而显得光彩照人，还因为贾母透露了要与宝玉求配的意向而非同一般。这虽则不过是“虚幌一招”，因她已许配梅家而作罢，但即此一笔便足以使他跻于湘黛钗一流而毫无逊色。笔墨不多，分量却不轻。   岫烟的配偶是薛蝌，她同宝玉相关的情节很少，但有一处值得注意。宝玉得知岫烟已择婿，又少了一个清净女儿，面对叶稠阴翠的杏树，未免发出“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感叹。此处是对宝玉“情不情”个性特征的点染，也是岫烟这一形象向石兄挂号的方式。

晴雯、袭人、金钏、紫鹃、莺儿、香菱、平儿、鸳鸯等等自然属于另外的系列。围绕着主人公贾宝玉，她们也是“各有各稿”。诸如“撕扇”、“补裘”、“诀别”、“祭诔”是晴雯同宝玉相关的著名情节；至于袭人，除去“初试云雨情”外，还有“设计下箴规”“甘挨窝心脚”一类故事非她莫属。金钏玉钏姐妹则以“投井”“私祭”“尝羹”一系列环节构成了他们和宝玉之间“情”的纽带。紫鹃和莺儿可以说处在与中心人物大致“等距离”的位置上，她们各为其主，各有各稿。“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是为了试探宝玉对黛玉感情的真纯度；“黄金莺巧结梅花络”，用金黑二色丝线打成络子，竟把通灵宝玉络上了。后者虽带象征意味，也同前者相类，可视作丫鬟以她们的主子为中介，在“石兄”处挂了号。

平儿是贾琏的妾，香菱是薛蟠的妾，以贾宝玉所处的地位和教养，平日同她们自应保持一定的距离。恰如其分地表现宝玉同她们之间“情”的关系不是容易的事，弄不好会扭曲宝玉的性格、损害女儿的形象。《红楼梦》的作者却以“平儿理妆”“香菱换裙”这样一些细节出色地处理了这类难题。在宝玉眼中，平儿香菱都是上等人物，对她们的气质才能充满钦慕之情，对她们的身世遭际又怀抱着同情之心。只是这种情意很少有机会得到表露和宣泄，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之下，例如平儿受到了莫大的委曲、香菱陷入了尴尬的窘境，这才得以为她们出点力、尽点心。宝玉竟以此为生平乐事、意外之喜，可见这是怎样一种为世俗难以理解的“痴”的情性。正是凭借这样一种“情”的关系，平儿和香菱的艺术形象同主人公的性格发生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再看鸳鸯抗婚的故事，单从情节着眼实在可以说同宝玉没有什么相干。本是贾赦要倚势强娶，邢夫人出马作说客，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惹得贾母生了一场气。事件本身与宝玉无涉。然而在情节的演进中却不期而然地又象织网般地“相交”了。先是鸳鸯得知此事故意躲进了大观园，前后遇见平儿袭人，叙话谈心，并且一顿气走了鸳鸯的嫂子。当此之际冷不防从山石后面走出一人，不是别个，正是宝玉，女儿心事，皆为洞悉。又因为平儿袭人为鸳鸯谋策时曾有“许了二爷”“许了宝玉”的戏言，故后来鸳鸯当着贾母和众人表明心迹时，斩钉截铁地宣告：“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俞平伯先生曾经指出，此回回目的“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好象“指鸳鸯不肯做贾赦的妾说，实际上都暗示鸳鸯与宝玉的感情”（《读红楼梦随笔》），这是有道理的。但不能认为鸳鸯和宝玉之间就是“绝情”。实际上，对于鸳鸯，宝玉同样怀有一种有爱惜和体贴之情，关系到鸳鸯命运这样的大事，不能不在宝玉的心灵上引起反应。从作品的构思看，鸳鸯的故事何尝不可以归入以宝玉为中心的形象体系之中呢。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不管这些人物是否“榜上有名”，次序如何，都可以在以情为纽带的这个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情榜所包罗的已经很可观了。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翻过来看，贾宝玉所执着的“情”之所以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同小说中“各有各稿穿插神妙”的艺术描写直接相关。

这样一个经过作家整体构思精心安排的艺术世界，自然不是“情榜”所能囊括无遗的。但是“情榜”确实能给人一种启示，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小说中心人物和众多青年女子的艺术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于鉴赏和分析作品，是大有助益的。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把众多的人物集列于一“榜”，并非自《红楼梦》始。老百姓熟悉的“封神榜”不也是一个“榜”吗！封神演义故事里，每写到一个人物死去，必定是一道阴魂去到了封神台上。这里倒是一视同仁，人不分善恶，神不分邪正，包括那荒淫暴虐的君主商纣王和所有助纣为虐的恶人，都同姜子牙部下伐纣的阵亡将士一样被封赐神职。总之，不论是什么人物，不论属于那一方，一律“榜上有名”。至于《水浒传》里的石碣天文更是几乎家喻户晓，“水浒迷”差不多能把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员地煞星的长串名单背下来，和封神榜不同的是，水浒里上应星宿的石碣天文所包括的严格地限于梁山好汉，绝无大宋朝那些贪官污吏和死心塌地与梁山为敌的朝廷命官。这一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二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低。再看《红楼梦》，情形就更加不同了。所谓警幻“情榜”虽然也蒙上了一层虚幻神秘的色彩，但它的内容是充分现实的，尤为新奇的是榜上乃清一色的女性，毋庸说那些须眉浊物，便是妇人老妪们——染上了世俗臭气的“鱼眼珠”，都是没有资格上榜的。“情”居然君临一切，凭借它分出层次，联结故事，成为构筑《红楼梦》形象体系的一条内在的纽带，这不能不是作家的一种独创。

因果链与感情索

上文我们借助“情榜”的启示只能对《红楼梦》的形象体系作一鸟瞰式的总观；这里再来观察一下它的细部，看看它的故事演进情节联结有些什么特点。其目的仍在探索艺术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红楼梦》不是一部以故事胜的小说，它以很大的笔力开拓人物的精神世界，所谓“大旨谈情”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有的读者往往感到《红楼梦》不外写些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读来平平淡淡、琐琐碎碎，有些情节同主要故事没啥关联，散漫无稽。这恐怕是因为未能体察到小说描写的细腻入微之处，没有注意到感情的弦索在故事进展中的作用之故。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任何人物的行动都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发生的。作家必须写出某一行为的因及其所产生的果，而这一结果又成为另一事件的因。由这样的因果链条构成形象的逻辑，作品的社会意义即包涵其中。一般说来，文艺作品的因果联系可以有两种，一种是事理性的，一种是情理性的。前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后者则常常是生活中不可能有、悖于事理却合于情理的，就如《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离魂记》中的倩女离魂以及《牡丹亭》中杜丽娘死而复生等类。象《红楼梦》这样一部精微深厚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因果联系基本上自然是事理性的，其反映和描摹生活的真实自然的程度令人惊叹，常常使人觉得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可以说，除去太虚幻境等少数情节外，《红楼梦》中找不出不合事理的地方。然而如果细细体察，就会发现这里的事理逻辑并非那么纯粹、那么平实，往往带有很大的情理性成分，或者说，情理的逻辑渗透胶结在事理逻辑之中，构成《红楼梦》形象逻辑的一大特色。

有些情节，依照生活的事理是不应该或不可能发生的。随便举个例子，作为贵族公子身处金屋绣阁绮罗丛中的贾宝玉，怎么会跑到丫环下人平民百姓的袭人家里去做客？此时贾府并无变故，生活仍处在常规之中。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悖于事理的。可是小说却通过一系列因果的链条使情节自然而然地推进到这一步。试作演绎：第一环，宝玉应邀到东府看戏，因见嘈杂热闹到令他不堪忍受的地步，便退了出来。正是人人赶热闹，独他找清幽。第二环，宝玉独自一人，发了奇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幅美人，极画得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于是便往书房来。第三环，画中的美人不曾望着，却意外地撞见活的美人了。原来是茗烟和万儿在那里幽会。第四环，宝玉见此自然不会加责，反倒提醒那女孩快跑，保证“我是不告诉人的”。第五环，茗烟不免抱愧，“将功补过”的最好办法是迎合和取悦宝二爷，主动提出“悄悄的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宝玉顺势要求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瞧你花大姐姐去。第六环，果然主仆二人一个不怕越规矩，一个不怕担干系，居然往花家去了，倒唬得花家的人惊疑不止手忙脚乱。且看这一环咬着一环的下来，不能不说这因果链子套得很紧，合于事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达情理的因素在这里起了多大的作用。宝玉望慰画中美人，和他怜惜万儿嗔怪茗烟不知体贴之类，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事理而合于情理——宝玉式的情理的。若设没有这种情理性的因素起作用，故事就发展不下去，或者就会成为另一种样子了。

再比方说“绣鸳鸯梦兆绛芸轩”一节，与其说是符合事理的还不如说是符合情理的。宝玉在梦中骂出“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宝玉钦敬并在一定程度上爱慕宝钗，在小说中写得明白。关于金玉木石，宝玉确存此想，但决不会当着宝钗的面嚷出来。因此，应当说这里主要表现了情理的逻辑。但又因为是写梦境，因而也合于事理，不失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可以说情理性因素与事理性因素相衔接相渗透，显得真实可信、融和无间。

这种在因果联系中渗入感情因素，最细腻深微处莫过于爱情描写的部分。《红楼梦》中有关宝黛爱情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其成功的秘诀自然不止一端。就这一对艺术形象的内在关系来考察，原因在于作者不止写出了两者相互知己相互一致的一面，而且写出了相互排斥相互试探的一面，人们通常注意到爱恋双方的互相一致而忽略了互相矛盾的一面。中国历来爱情题材的作品不乏佳作，通常只着重描写这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如何抗击外部的压力，对于它的内部关系较少作深入的开掘。因而这些作品虽也十分真挚动人，但没有象《红楼梦》这样细腻曲折体察入微的。

这里所谓细腻曲折，并非作家在那里故弄玄虚硬生波折，而是指真实绘状感情世界的矛盾起伏。第二十九回后半部“情重愈斟情”，短短的几叶书，可以说把这种又相一致又相拒斥的情状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作家从外部表现和内在根据两个方面来展现这对艺术形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本来，贾宝玉毫无气性惯会作小服低，在别的女儿面前尚且事事尽心处处体贴，何况对于林黛玉？怎么会惹得她气恼急恨不可开交呢。这似于悖于事理，却又完全合乎情理。作者写到因张道士提亲，宝玉心中不受用，黛玉又还劝他去清虚观看戏，更加了百倍的烦恼，竟然说出“我白认得了你”这样的硬话，激得黛玉立即回敬“我那里像人家有什么配的上”，宝玉听了直问到脸上：“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形之于外的角口就这样步步升级，直到宝玉口塞气噎、狠命砸玉，黛玉搜肠抖肺、大口呕吐。这种外部表现的内心根椐，在宝玉是想“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你竟心里没我。”那黛玉心里想的是“你心理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如此本是一个心，反弄成两个心；本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这种相远相拒源于相近相亲的辩证关系被表现得活灵活现。读者只觉得人物关系的或远或近、情节波澜的或起或落都同感情弦索的一张一弛息息相关，看似琐细复沓的情节包含着辩证的机趣。无怪贾母借用“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话，使得宝黛二人如同参禅一般，细品滋味，不觉潸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了。这句俗语倒是道出了宝黛这对艺术形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在这种既统一又拒斥的若即若离状态中，爱情才演出了曲折细腻波澜起伏的场面。此时感情的弦索和因果的链条相互纠结难解难分了。

充分认识到感情的因素在作品因果联系中的重要作用，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些情节间的内在联系。前面提到过《红楼梦》中有些情节似乎同故事主干关系不大，有平淡松散之嫌。诸如平儿理化妆。香菱换裙、龄官画蔷、藕官烧纸之类。从事理的逻辑看，此类故事实在同主人公没啥相干；贾琏和凤姐殴打平儿，宝玉毫无责任；丫鬟女儿们在园中斗草玩耍，弄污了香菱的石榴裙，又与宝玉什么相干；龄官痴心呆意地一味在地下画字，想的是贾蔷；藕官私下烧纸是怀念亡故的菂官，都同宝玉不沾边。但是如果从情理的逻辑看，这些小故事又无不牵动着宝玉感情的弦索。他同情平儿的委曲，体谅香菱的难处，理解龄官的痴情，叹赏藕官的呆意。对于“不情”之物尚且用情，何况于这些有情的女儿呢。每一个画面，几乎都是透过贾宝玉的眼睛来观察来感受的。这样看来，不能认为《红楼梦》故事平淡情节松散，而是其间确实有内在的联系，并非随心所欲的泛泛之笔。

《红楼梦》的文字不宜随意删节改动，原因之一也在于删改会损害形象体系的有机性，往往因果链子被替换，感情血脉被切断了。从脂本和程高本文字的差异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兹举二例。第七十回末尾处脂本原有众女儿放风筝的一大段精采描写，不仅富于生活情趣，而且又顺笔点染了宝玉“情不情”的个性。彼时大家看着风筝飘飘摇摇，愈远愈高，展眼不见，众人皆道有趣，独宝玉说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烟处，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无人烟处，我替他寂寞。想起来我把这个放去，教他两个作伴儿罢。”对风筝这样的不情之物，还要怕它寂寞、给它找伴，正是贾宝玉用情的特点，从情理的逻辑看，这样写法千妥万妥。然而在程高本中，则将放风筝一段大加简缩，不仅删去了包括上引文字在内的一大段，又另加进宝玉从此着意用功念书写字，黛玉等也不去招惹打扰等语。这就违背了情理逻辑，显得很不协调。由于删改而切断了血脉另行接肢，还有更为典型的例子在。人们常常引用的第七十七回中将晴雯兄嫂多浑虫灯姑娘改为吴贵夫妇便是这样的例子。在脂本中宝玉去探望晴雯，遇到了晴雯的姑舅嫂子灯姑娘。这个灯姑娘即前文二十一回中与贾琏偷情的多浑虫老婆多姑娘，这多姑娘即灯姑娘美貌异常，轻浮无比，恣情纵欲，可算得《红楼梦》中所写的一个“流荡女子”的标本。正是这样一个女子，对宝玉的评语是，“今儿等着了你，虽然闻名，不如见面，空长了一个好模样儿，竟是没药性的炮仗，只好装幌子罢了，倒比我还发讪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概听不得的。……可知天下委曲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后你只管来，我也不罗嗦你。”这番评语，即将宝玉同贾琏等皮肤淫滥之辈区别得泾渭分明，也是对晴雯冤案的有力辩诬。可见灯姑娘这个艺术形象的确具有洞幽烛隐的独特功能。作者这样来处理人物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构思，含有深刻的寓意。可是，到了程高本中这样一种构思和联系被切断了，晴雯的哥嫂完全换成了另外的人，即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的所谓吴贵夫妇。吴贵谐音乌龟，如此而已。上引灯姑娘那一番话固然被删去，吴贵媳妇对宝玉更是一味纠缠不休。删改者还设计了另外的情节，使柳五儿母女突然闯来，宝玉才得脱身。吴贵媳妇恼恨不止。对宝玉其人，她无所认识，更谈不到对晴雯的洁白无辜有所理解和剖白。原来的构思所具有的多重的深刻的意义不见了，换成一种平庸浅俗的写法。从事理的逻辑看，删改后的情节应当说并无漏洞，它用另一种因果链代替了原来的因果链。但是以感情的弦索作为艺术形象的内在联系那一种深刻的因果联系却被割断了。

感情索和因果链结合在一起，推动着故事的演进，构筑着情节的桥梁。它象河流的网叉，浇溉着每一块土地；又象人体的血脉，流灌到每一个指头。这恐怕是《红楼梦》写来细腻入微而不流于琐屑散漫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对比反衬 变化统一

《红楼梦》的形象体系，除去可以作上文那样相对说来是“宏观”的和“微观”的考察之外，还可以作一种姑且称之为“亦宏亦微”的剖析。

使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红楼梦》里的各色人物几乎都可以作各种“排列组合”，成为一个个序列或形成某种对照和映衬，在变化中看到统一，在比较中显出个性。诸如：贾府四春、红楼二尤、钗与黛、晴与袭、宝玉与贾环、薛蟠与宝钗、探春与贾环、赵姨娘与周姨娘、邢夫人与王夫人、贾母与刘老老、聋婆子和傻丫头、焦大和赖大、张道士和王一贴……，不胜枚举。只要选择一定的视角，就能够发现其间具有可比性。艺术形象的多样性固能使人眼花缭乱，但却隐然有一韵律寓含其中。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经过提炼、集中，显得更加生动流荡、秩序井然。

这种感受并非今天的读者才有，前人在阅读和评点《红楼梦》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少有见地的人物论赞往往都从对照比较中立论。有一则论及迎探惜三姐妹的谓：“三人之意本三教。探春在治世，故五十六回称之曰敏，钗又点出朱子不自弃文，儒之流也。迎春在忘世，故上回称之曰懦，又点出太上感应篇，道之流也。惜春在出世，故第七回已有‘剃头作姑子’之言，本回又有‘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之言，原目称其‘矢孤介’，佛之流也。细看自知。”（《红楼梦》王瀣批语）这位评家认为迎探惜三人之意在于儒道释三教，各为治世、忘世与出世。这里我们不来全面评述姐妹三人的性格，只就这位评家道出了三人不同的处世态度，点明了她们所受不同的思想影响而言，是颇为深刻的。循此想去，这几姐妹连元春在内，不论其人生哲学、思想渊源、脾气性格、遭逢际遇有怎样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由于同处末世，终于不能逃脱共同的命运，都成为薄命司里的人物。这样一个形象的系列包含着丰富的意义，读者从形象的对比和映衬之中，从连系和发展之中，可以把握生活的脉搏和趋势。二尤形象也自成系列。她们的出身地位相同，天生一对“尤物”，使得她们二人具备了先天的“可比性”。于是作者在“同”中大幅度地展现了“异”：一个软善，一个泼辣；一个不能自拔，一个毅然改过；一个沉缅幻想，一个日渐清醒；一个听凭他人摆布，一个力求主宰自己命运。因而最后虽则一个金逝一个剑刎，同为悲剧，而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尤三姐形象眩人眼目的光采很大程度上是从她二姐身上折射映衬出来的。

在小说中，这类对比并不只是存在于一组形象之中，而常常是多角度多层次交叉进行的。人们熟悉的钗和黛固然是一种对比，湘和黛也是一种对比，二人在才思敏捷方面可堪匹敌，又都父母双亡，有月夜联句之谊，但一个从不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一个却是免不了要说说的。这就使二人泾渭分明地区别了开来。湘和钗在另一重意义上可对比，二人都染上了禄鬼气，宝钗的品行学识湘云是打心里悦服爱重的，然而一个豪爽、一个深沉，一个大说大笑、一个罕言寡语，又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宝钗和她嫂子夏金桂又是另一种对比，金桂的骄横恣虐在小姑的平和自重的反衬下，更显得气焰逼人、俗不可耐。

贾环人物委琐，很不起眼，似乎没有哪个评者专门评论过这个人物，就是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作者也在多种对比中展示他的面貌。我们照样可以在《红楼梦》的形象体系中找到他的“坐标”，从而认识其不可移易的个性。首先，贾环与探春是一种对比。他们是同胞手足，一母所生，性格的差距却无异南北。探春之高雅、才志不凡、阖府闻名；贾环之鄙俗，上不得台盘，人人皆知。然而贾环的性格也有相当的深度，并非一览无余，他的俗陋鄙琐、不识好歹，还很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看到，在贾府，宝玉是凤凰，无人不爱，贾环就算是只山鸡，也还不至于完全向隅。尽管丫鬟们素日厌恶他，偏偏王夫人屋里的采霞独钟情于这位环哥儿。为了贾环，彩霞曾将王夫人房中的茯苓霜等物私自拿了出来相赠，事发之后多亏宝玉应承瞒赃才保全了贼名。赵姨娘听说自然欢喜放心，谁知贾环得知却顿起疑心，将彩霞私赠之物照脸摔了过去，“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急得彩霞百般解说，发身赌誓，贾环执意不信，差点儿还要把彩霞供出去投案。气得彩霞把赠物悉数撇入河内任其顺水漂去，自己伤心暗哭。这一细节很可注意。设若宝玉处在贾环的地位，将会作出何种反应呢？这里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情节来略加比照。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写宝玉发现唱戏的龄官对自己十分冷淡，却一心一意都在贾蔷身上。贾蔷特地买来雀儿立即又拆了笼子，将去请医生又终于没有去，无不顺着龄官的意旨；而龄官对贾蔷又是嗔怪又是爱惜，委曲婉转一片真心。这番情景把个宝玉都看得痴了，不仅领会了前番所见划“蔷”深意，而且由此感悟 到“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勉强不得，各人只得各人的眼泪罢了。足见贾宝玉之所以为贾宝玉，在于他既尊重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尊重别人的感情，他看到自己素所钦慕的女孩子钟情于别人时，能够理解领悟和尊重这种感情。在贾环则全然不同，他一旦疑心彩霞和别人好，醋妒忌恨之心生，骄奢暴怒之性起，不由分说，不容剖白，怪罪对方以至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后文来旺之子倚强娶彩霞，贾环也无动于衷，以为不过是个丫头，他去了将来自然还有，如同换件东西一般。事实上彩霞固然不愿嫁给不成器的来旺儿子，也并非和宝玉好，倒是真心向着贾环，满心委曲无处申诉。贾环不仅不能理解和领受彩霞的情意，而是完全辜负了她，伤了这个虽有小疵而本性仍然纯洁善良的女儿的心。

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宝玉和贾环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不仅在仪容丰采方面，而且在精神心灵的深处，也是迥然异趣的。围绕着所谓“情”字，小说对他们性格的差异作了很有深度的对比。展放开来看，贾珍、贾琏、贾蓉以至贾瑞都属于同一序列，这些皮肤淫滥之辈，都可以作为贾宝玉形象的一种反衬而组织在整个形象体系之内。

贾政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同恣情纵欲的贾赦自然可以构成一个对比。然而贾政身边的赵姨娘，其阴微鄙俗又是对这个正人君子的绝妙映衬。周姨娘的安分守己和赵姨娘的惹事生非自然又是另一种对比。再看清心寡欲的李纨和欲壑难填的凤姐妯娌俩可以是一种对比，凤姐作为西府里的当家奶奶素有杀伐决断和东府里只知顺从丈夫的尤氏，也不失为另一种对比。贾代儒和贾天祥父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反衬：非礼勿动禁锢森严的封建教育底下，竟然会出现想入非非死不回头的色中饿鬼，后者正是对前者的报应和惩罚，反激之力可谓强矣。薛家兄妹是一种对比，一个弄性尚气，一个守分循理，薛蟠同香菱又形成另一种对比：薛大爷肚里无货，只会唱“一个蚊子哼哼哼”那样令人捧腹的小曲；香菱却苦志学诗，心诚意专，终吐出“精华欲掩料应难”这样的佳作。其精神境界的贫乏和丰富恰成反比。妙玉和惜春作为一个系列也可比较：一个身在佛门，尘心未泯，自命槛外之人，感情的触角却不免伸入槛内；一个身处侯门绣户，而志在青灯古佛，绝情断义，冷面冷心。在《红楼梦》的形象体系之中，诸如此类，大开大合，相反相成，寓同于异，异中有同的情形几乎俯仰皆是，无处不在。

不仅是主子的范围内，即使在奴仆的阶层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对比和映衬。焦大和赖大，李嬷嬷和赵嬷嬷等即属此例。对于焦大这个人物，读者印象很深，评论也多。他是赤胆忠心的义仆，鲁迅戏称之为“贾府的屈原”。他的悲剧在于“不识时务”，不会迎合新的主子，得到的酬报终于是一嘴马粪。赖大也是贾府的世仆，虽则没有焦大那样的勋业，然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赖嬷嬷不是教训他的孙子说，“你知道奴才两字怎么写的”，“也不知道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足见荣府的赖大和宁府的焦大有相类的“历史地位”。可是他们的现实处境却不啻天渊，如果说焦大只能在缅怀往昔的荣耀和咒骂今日的不肖当中的愤懑度日；那么赖大正代表着贾府奴仆中随机权变、顺应奉承新主子而执掌实权得到实惠发家致富的那一类型。试看赖大家的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营管理上比大观园精明多了，除去供给戴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足有二百两银子的盈利，从而给三小姐探春以莫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赖大的儿子赖尚荣竟捐了前程，弄神弄鬼的选了地方官，飞黄腾达起来。总之，在贾府日趋没落的过程中，赖家却日益上升了。如果说焦大这个贾府发家的功臣甘为贾府的败亡殉葬；那么赖大这个同为贾府上升出过力受过苦的家人，在贾府的没落中反倒“捞了一把”，或者可以说成了蛀空“百足之虫”一般偌大贾府的一只大蛀虫。同一阶层的人物可以有这样的分化，事变的进程可以呈现出这样的歧异。焦大和赖大这两个艺术形象自然各有其独立的意义，然而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序列、一种对照，可以深化人们的认识，扩大作品的生活容量。在小说中着笔更少的李嬷嬷和赵嬷嬷，同是解事出去的年老乳母，也有不同的面貌和作用。李嬷嬷处处显出“老背晦”，倚老卖老，人人嫌烦；赵嬷嬷则仍受到凤姐夫妇的优渥照看，小说还借她之口追忆南巡接驾盛况。两者恐怕也有是否知趣识相的区别吧。

至于丫鬟少女们，围绕着贾宝玉和映衬着他们各自的主子，呈现出十分丰富多彩疏密有致的艺术面貌。所谓“晴有林风，袭为钗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红玉、芳官、四儿，就性格和气质而言，可以和晴雯同在一个序列，而麝月、秋纹等人则都是袭人薰陶教养出来的。紫鹃和莺儿前面提到是一种对比，这里还可以提出紫鹃和雪雁又是另一种对比。雪雁是黛玉从南边事带来的，倒和她并不贴心，反而到贾府后才拨过来的紫鹃，倒成了黛玉的知己。作者的笔没有一丝板滞凝涩，就象生活本身一样活泼多变、流利宛转。看《红楼梦》，简直象看生活的万花筒，一摇转，便呈现一种新的花样，却又无往而不合于规律、含有节奏。

比较的方法是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对比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一种辩证的比较，即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如果不具备可比的前提，把两个或更多不相干的事物硬凑到一起，那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安排人物关系、组织形象体系的时候，十分纯熟自然地把生活固有的辩证法加以发掘和加工，把同和异的对立统一关系把握得如此准确精微。因而我们在梳理《红楼梦》人物关系的时候，也应当十分注意形象体系内在的纹理脉络，力求作出辩证的比较。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反映和概括。创作家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自然也离不开这一规律。人们常说，艺术应当一以当十、以小见大。《红楼梦》这样的杰作的确包蕴深厚容量巨大，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实在是得力于辩证法的妙用。当然，古代的作家不可能自觉地掌握辩证法，但其认识和表现生活却可以达到十分真实和深刻的程度。这是因为生活本身充满了辩证法，而古代作家的世界观中不乏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之故。《红楼梦》的形象体系充满着辩证的机趣，它的最终来源自然是生活本身，就作家认识和概括生活的方法而言，也有许多值得探索的东西。试看，上文述及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此消彼长、相反相成这样一些契机触处皆是。在这里，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么生动和丰富，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当代有出息的创作家，应当象曹雪芹那样向生活索取，应当不仅仅是模仿或撷取前人某些现成的技巧，而是从总体上进行借鉴，以提高汲取和处理生活矿藏的能力，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更为有力的形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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