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方铭同志？--钩沉北师大（中文系）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随笔》202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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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谁是方铭同志？——刊发于《随笔》，钩沉北师大（中文系）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原创 北师大赵勇 北师赵勇
2025年03月29日 09:32 广东
方铭同志（1917-2003）
方铭是谁？或者谁是方铭同志？如果问问现在的北师大人，估计十有八九会一脸茫然。说实在话，在采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退休老教师黄安年教授之前，我对方铭也不甚了了。记得童庆炳老师在世时，方铭其人偶尔会被他提起；前两年读《朴：童庆炳口述自传》，也见方铭的名字在书中出现过数次。那时候，我只知道方铭是胡乔木的妹妹，但她对于北师大、童老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却从未想过，也没有去深究。
“方铭可是童庆炳遇到的贵人啊!”
于是，当黄安年老师顺嘴说出这句话时，我着实吃惊不小。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大概就是这种效果吧。
实际上，也正是黄老师的这句话和他的相关讲述让我产生了了解方铭的浓厚兴趣。于是我问黄老师：“能否让方铭老师的儿子送我一套那天在您府上见过的书——《路：纪念我的父亲母亲》（上下册），因为此书不是公开出版物，我买不到。”
黄老师立刻替我传话。而第二天，胡晓林先生（方铭之子）便通过“达达秒送”，把这套书快递到我手中，让我感动。此书其实是由胡晓林的夫人钟作英提议并策划的，而他们夫妇俩则成了实地走访者，材料搜集者。胡晓林在前面的序文中说：“从2014年开始，我们去了盐城、苏州、上海，2015年又到湖北、延安、昆明、广西、重庆、成都以及河北涉县和山东阳谷等地，对于他们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有了一个大致直观的了解。”（《写在前面》，上册，第4页）黄老师也告诉我：“这套书光是准备工作，他们就做了好几年。当采访到北师大时，方铭接触过的人我几乎全认识，全熟悉。为什么熟？因为我在校部工作了十八九年，后来是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才放我回到了系里。但晓林很多人不认识，得靠我们这些人给他牵线搭桥。”
而读过胡晓林为其父母写出的这一传记作品，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诗外功夫”。他把他父母生前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交往过的人重点访了一轮，再加上其父留有工作日记，其母在土改、反右、四清等各个时期写有检查交代（“文革”之后，这些材料已大都物归原主），这样一来，一手材料不少，二手材料丰富，在此基础上行文运笔，他的父亲母亲也就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
于是我们获悉，方铭原名胡文新，1917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张本庄，曾就读于苏州中学、上海爱国女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参加四次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其走在前排手持标语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1937年她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方铭。方铭与胡乔木的姓氏不一曾让我疑惑，我在这本书中也找到了答案：“母亲后来讲，这是为了纪念方志敏牺牲而起的名字。从此，‘方铭’作为母亲的正式名字沿用一生。”（第35页）
此后便是转战南北的“革命加恋爱”生涯（她与胡若木1940年在西南联大结婚），这段经历我想就此一笔带过，然后直接进入1949年。“进城”之后，方铭先是被教育部派到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后改任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被调回教育部（1952），任高教司教学指导科科长。因她希望到基层工作，于是两年之后，她被派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主管文科教学的副教务长。那时师大中文系最为活跃，该系也成了方铭蹲点的主要地盘。至于其他职务，有资料显示，“大鸣大放”期间，她曾当过北师大兼职党委副书记，但后来没有被北京市委认可。胡晓林说：“在母亲的正式履历表里，她一直是北师大的党委常委。”（上册，第100页）
照片翻拍自《路：纪念我的父亲母亲》，下面的部分照片亦如此，不再一一说明。
方铭在北师大的所作所为其实更多是通过黄安年老师的文章——《我印象中的方铭同志》（收在此书下册）——呈现出来的。因黄老师从头到尾一直以“方铭同志”相称，故以下行文，我也准备启用这一称谓，以便与他的叙述搭调合拍。
在黄老师的回忆文字中，“方铭同志衣着简朴，为人亲和，行动麻利，思维敏捷、要求严格，关心下属。她本人身体欠佳，似有胃病时常手按胃部，工作时颇有‘拼命三郎’的味道，也不计是否到时吃饭，对布置的事情紧抓不放，经常加班，研讨问题时，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她主持会议，提纲挈领，切中主题，对汇报太繁琐的喜欢打断插话：‘要不得了，能不能概括说主要的问题？’”（下册，第158-159页）当然，毕竟她是领导，所以便要求下属既要“做党委的耳目，起参谋作用”，也要“把住自己的嘴”，没必要把工作上的许多事情向下传播。1961年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方铭同志带领黄安年等人走访了大量的重点教师，“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反右、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运动在北师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党外专家的紧张关系”（下册，第160页）。在这些专家中，仅中文系就有钟敬文、黄药眠、刘盼遂、肖璋、陆宗达、李长之、俞敏、启功等。而鼓励钟敬文等老教授在学报上发文章，宣传刘盼遂先生参加的学术专题讲座，与中文系总支书记陈灿一起组织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杨占升、吕启祥、张恩和、陈子艾等年轻教师参加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等等，在方铭同志那里更是日常性的工作。
为什么黄老师对方铭同志的经历了如指掌？因为后者曾是前者的顶头上司。我们来看看这一处的交待：
1959年秋学校根据中央和北京市委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时任党委宣传部长胡敩贽同志领导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协助参加党委常务扩大会议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同志夫人浦安修同志（学校党委副书记）“提高认识”。这个写作班子从文科政教、中文、历史系借调了几位中青年写作骨干，有政教系张棂（哲学）、张伟垣（国际共运史）、张静如（中共党史）、童庆炳（文艺理论）和我。也是在这次活动中，我第一次和许多在学校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直接接触，其中就包括方铭同志。其后不久学校党委决定充实党委科研部，调来自第一线的被认为“又红又专尖子”的年轻教师。党委科研部和教务处科研科当时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科研部长和主管科研的副教务长就是方铭同志，科研科长负责理科的是来自物理系的方福康同志（1985-1989任学校党委书记、1989-1995校长），调我任副科长负责文科。当时还从中文系调入童庆炳（新世纪为学校文科资深教授）、许令仪。科研部成立一个支部，由方福康、童庆炳、我三人组成支委会，负责日常的组织生活等活动。(下册，第158页)
因为黄老师被调到科研部，他才成了方铭同志的部下；又因为童老师也进了科研部，黄、童二人才成为莫逆之交，并共同受到方铭同志的垂爱和关怀。而不端领导架子，注重与年轻人打成一片，关心和培养年轻人，也成了方铭同志的功绩之一。她去世后，组织上为她写的生平简介中曾有如下评价：“她重视培养和教育年轻同志，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下册，第189页）。就是在这位“慈母”的关怀下，童老师的论文才有了在北师大学报发表的可能。据黄老师讲：“方铭同志长期实际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报工作，她尊重老专家曾任学报主编钟敬文教授和白寿彝教授的意见，有时亲自组织学报的重点稿件。”1963年，适逢曹雪芹诞辰200周年，方铭同志便组织中文系老中青教师撰写并发表了六篇文章，其中有郭预衡的《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邓魁英的《王熙凤的典型意义》，童庆炳《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钟敬文的《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聂石樵的《论〈红楼梦〉的语言》，启功《论〈红楼梦〉劄记》。黄老师认为：“这在当时高校学报中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童庆炳刚由科研部回系不久，也从未发表过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方铭同志对童庆炳的文章作了具体的指导以至于清样的修稿，体现了她对于青年学者的特别关爱。”（下册，第162页）
能够让1963年第3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几乎成了《红楼梦》研究专号，这既是方铭同志领导有方，也应该是她特别喜欢《红楼梦》所致。胡晓林说：母亲喜读书，“她自己最喜欢的是《红楼梦》，家里存有诸多版本。刚解放不知从哪个旧书摊上淘来的《聊斋》，永远放在枕边，睡觉前看一段里面的小故事，放松下来，是她多年的习惯和爱好”（上册，第110页）。既然方铭同志对《红楼梦》如此熟悉，她来“指导”童老师写文章并亲自为其“修稿”，也完全合情合理。但在《朴：童庆炳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中，我却看到了童老师的抱怨之辞，现照搬过来，以作对照：
正好胡乔木的妹妹方铭正组织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赵注：学报创办于1956年）。发表我那一期的学报又是学报创刊以后最早的几期学报之一，所以敢把我这么一个年轻人的论文发出来，很不容易的。方铭对《红楼梦》也非常喜欢。她请中文系的五个教授看过以后写下评语，看能不能发表。她自己也看我的稿子，但她看完，和我的意见却是相左的。她肯定后四十回，而我是批评的。我的论文结构是先讲高鹗续红楼梦的功劳，然后再讲他的不足，最后再提出若干问题来讨论。她看了以后，说中文系的老师们反映很好，决定发表，但是要求我调过来，先讲“过”，然后再讲“功”。这就变成说，高鹗对《红楼梦》的修改和续作是有问题的，这问题在哪里哪里，不过最后，他也是有功劳的，功劳在哪里哪里。当时社科处、自然科学处的两位领导，都是很了不起的。社科处是方铭，自然科学处的叫张刚，时任地质部部长孙大光的夫人。后来这位部长夫人调离自然科学处，换成了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方铭是我的领导，我当时没有办法，只好按照她的意见进行修改。（第139-140页）
很显然，童老师对于方铭同志的关照首先应该是特别感激。因为在此之前，虽然有篇《试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的长文署在童庆炳名下，但那只是“《文艺理论基础》编写组”的集体创作，童老师不过是“主要执笔人”。真正算作童老师处女作的无疑就是这篇谈论《红楼梦》的论文了。而当时能在师大学报上长篇大论，并与其他几位老师辈的学者平起平坐，应该是一种莫大的殊荣。现在想想，假如没有方铭同志的发动和组织，童老师是断然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方铭同志的指导和建议，他却既不能接受，又不得不接受。当然，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因为这篇论文，童老师重回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便有了充足理由，但也为他此后走上所谓“白专道路”埋下了伏笔。后来搞运动，中文系挨白批被整的“白专”典型正好是所谓的“一老一少”：老者是指郭预衡先生，少者便是童庆炳了。
童老师与郭预衡先生（中）、程正民老师（左）合影
至于方铭同志的“关心群众生活”，黄老师也特别提到过一件往事，他在文章写出来的文字是这样的：
方铭同志对于来自福建贫农家庭出生的童庆炳同志不仅在学术上精心栽培，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童庆炳和曾恬结婚时新房有困难，方铭同志将自己住在小红楼的房子让出一小间，作为他们两人的新房，对他们的生活体贴照顾细致入微，更为童庆炳圆文艺理论专家梦积极创造条件。尽管工作需要，还是同意他回系任教（调张俊接替童庆炳），其后学校又先后两次公派他到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讲学，也恰好躲过了学校的运动，客观上给他深度阅读和学术积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使他避免了其间校内运动中难以正常教学和自控的困扰。日后他能够成绩卓著成为新世纪的资深教授，我们不能忘却这个客观背景。（下册，第166页）
关于结婚找房子，童老师的回忆与黄老师的说法有些出入。童老师说，1961年他与曾恬结婚，婚期已定，却没有房子。便去找尹科长（他没有说去找方铭同志），而尹科长则去找房产处处长，于是一些人就都去为这对小夫妻找开了房子（童老师把这种热情归结为那个年代的“人情味”）。找来找去，只有小红楼还有空余。小红楼原来是为苏联专家准备的，中苏关系交恶之后，苏联专家一去不返，小红楼的一些房子就被闲置下来。于是尹科长就软磨硬泡，最后房产处终于同意在校党委书记的楼下开辟一个客厅：“别的房间都锁着，就打开客厅，还有厨房、厕所、吃饭的小间。尹科长很高兴，他对我说：‘行啊，房子给你落实了。你就住在党委书记楼下，在那里面给你腾出来一间，你自己去整，那里边没有床。’我说没床这好办，到学生宿舍，抬两张床来，一拼就完了。”（第121页）
童老师只是说办婚礼时请来了方铭同志、尹科长等，并没有说这间房子是方铭让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更倾向于童老师的叙述。因为结婚成家是人生大事，而婚房则是这件大事中的重中之重。假如那间房子真与方铭同志有关，童老师岂能忘得一干二净？
至于黄老师说，成全童老师回系里教书，乃至1960年代两度派他出国讲课，是方铭同志特意栽培的结果，我觉得基本可信。因为对于当年在社科处，童老师的感觉并不是很好：
她（指方铭）在师大工作了好几十年，给我帮助很大。那时已是1960年左右那样一个困难时期，我就在社会科学处里的一个科当科员。每天要上八小时的班，上班的时候只许看报纸，喝茶，不许看书。其实社会科学处没有多少工作。所以白天的这八小时，坐在那地方，觉得非常漫长，很枯燥，很没有意思，但是又不能不去。可以说，这是我在留校以后遭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也是在这过程中，我开始思考怎么能够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学术水平，然后返回中文系。（第120页）
在黄老师看来，那几年在方铭同志手下工作，获益多多，简直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但在童老师眼里，这种工作不过是消磨时间，似意义不大。而童老师如此回忆和总结，也让黄老师很是惊讶。他觉得，把校部工作说成是“留校以后遭遇到第一个挫折”并不能让人信服。尤其让黄老师大惑不解的是，童老师曾在2005年给过他一份《童庆炳学术年表》，其中对他在校部工作的那两三年只字不提。而依我之见，对于童老师来说，他把坐办公室的感受归结为“很枯燥”，似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更惦记学业、事业，却并没有把仕途太当回事。但假如把这段历史完全抹掉，我又觉得大可不必，因为那也是自己的一种宝贵经历。
至于出国这种经历，在那个年代就更应该是一种高级别待遇了，大概也只有像童老师这种既“又红又专”，又有贵人相助的人才有可能中彩，此等好事应该落不到黄老师头上。我访谈过黄老师之后，他随即发表博文《回忆我和童庆炳先生1960-1962共事》，其中特别提到：“在我和童庆炳共事的1960-1962三年光景里，我们之间很融洽。我很羡慕他，根红苗壮，不像我剥削阶级出身，阻力重重，包袱多多；而他前途无量，是方铭同志精心培养的年轻学者。往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点，在行政工作岗位这三年为他做好了发展学术的充分铺垫，或者说学术起飞前的学术准备。”（《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10月4日）在这里，黄老师一方面为自己的出身不好背上包袱，另一方面又对童老师的根红苗壮心生羡慕，我想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据他自述，他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地主家庭”（下册，第167页）。
而所谓“学术准备和学术起飞”云云，我以前并未特别上心，是黄老师给了我一个重要提醒，也让我对童老师出道之前的学术铺垫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此观点，估计童老师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他曾引用他人之言概括道：“你是在越南读完了硕士，然后又在阿尔巴尼亚读完了博士。所以你现在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也就不奇怪了。”（第200页）此话怎讲？因为在童老师的自述中，越南（河内师范大学）三年（1963年8月-1965年7月），他几乎把中文系的课程全部上了一遍，同时还编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简编》的教材，讲稿则从《诗经》写到《红楼梦》，近六十万字。而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三年（1967年8月-1970年夏），他又靠“偷书”——撬开大使馆中图书馆的窗户偷书来读——把《诸子集成》《二十四史》《鲁迅全集》等书通读一遍。“可以说，在阿尔巴尼亚这三年的读书生活，为我日后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打下了基础”（第200页）。我相信，这是童老师的肺腑之言。
童老师被派往地拉那大学任教时与阿尔巴尼亚学生在一起，1968年
黄老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方铭同志看作童老师的贵人的。他告诉我：“方铭同志经常说童庆炳在学术上有发展前途，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师队伍中最有潜力，她非常钟爱童庆炳、曾恬夫妇，关心生活细节，生怕有什么疏漏。”记得听到这里，我很是感慨 ——人这一辈子，自己当然需要拼搏，需要肚里有货，甚至需要根正苗红，但许多时候，他也需要贵人相助。贵人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可以让你心无旁骛。他（她）是你起飞的助推器，落地的保护伞。我们当然不能说童老师就是因为方铭同志才有了后来的成就；但我们似乎可以说，假如没有这位贵人的提携和帮助，童老师或许就不可能在1980年代那么快地冲杀出来，进而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位领军人物。
再说方铭同志。从进入北师大起，她似乎就一直处在边检讨边工作、边工作边检讨的状态。1957年反右，组织上说她“丧失立场”，犯了“严重右倾”的错误，原因大概是“大鸣大放”期间，她到“师大教授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等人的家中与他们谈话，征求意见，检讨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上册，第99页）。因身体原因，1962年她曾去太湖休养过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就赶快检讨：没和群众同甘共苦。胡晓林说：“文革前的十七年，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她写的检查就有八、九份之多，平均几乎两年就要检查一次，历次运动难以幸免。”（上册，第107页）而本书后面所附的一份《四清检查：坚决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民勤务员》（1965），也让我们看到了方铭同志写检查的认真程度。例如，她说1961年搞课程设置，因为“不明确以主席著作为主要教材，不调查政治课对改造思想的作用”，所以得出了错误结论,致使教育系教学计划中“把毛泽东同志文化教育著作选读定为38学时，仅占总学时的1.4%。而中外教育论著（主要是封建的、资产阶级教育家论著）和中外教育史却有350学时，教育学、心理学等定为420学时”（下册，第323页）。又如，对于《学报》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厚古薄今，她也检讨自己是脑子里缺根弦，以致发表了不少繁琐考据的文章。“特别是当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之后，在我的指导下，又出了《红楼梦》专号。这样58年后经过斗争，刚刚夺取的无产阶级学术阵地，很快又成为散布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场所”（下册，第328页）。而在检讨自己对老教师的使用时，更是让我们不胜唏嘘：
对右派分子和摘了右派帽子的老教师的使用，也反映了我的右倾麻痹思想。首先对这些人在很多地方使用不当，例如只看到陶大镛、黄药眠熟悉外文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便让他们参加反帝反修的研究工作。让四个摘了右派帽子的老教师多次在社会科学学报发表文章。并同意让刚摘右派帽子不久的钟敬文带研究生等等。都说明我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用人不是首先问政治，而是单纯考虑业务。没有从他们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而且在使用时，我对他们放心得很，毫无警惕，以致俞敏、钟敬文、黄药眠等人在堂上堂下放毒，长期没有发现。由于我对右派和刚摘右派帽子的老教师的重用和放手不管，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如有人说“只要有业务，连右派也吃香了。”因此不仅使青年中毒，而且助长了他们只专不红的倾向。（下册，第329页）
方铭同志与其丈夫胡若木先生
今天看来，这正是方铭同志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年却成了重大错误，甚至成了某种罪证。这样，从“文革”开始，她便有了“牛鬼蛇神、黑帮分子、黑线人物、走资派”等“多种头衔”（上册，第113页），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胡晓林说：“1970年，母亲去了师大临汾干校，这个干校就是1965年按照中央‘文科学校要办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在临汾农村建立的一所师大分校。随着‘五·七指示’‘干部下放劳动’等一系列‘最高指示’的发表，师大临汾分校立即变身为临汾五七干校，师大的教职工分批次到那里劳动。母亲和浦安修因为身体不太好，被分配去看葡萄园”（下册，第118页）。一直到1973年，方铭同志的“劳动改造”才告一段落。因为尽管那年组织上还给她留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尾巴，但毕竟已恢复了她的组织生活。“之后，母亲被安排到师大学报工作，一直到她1979年离开师大，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下册，第119页）。
方铭同志在北师大工作了将近20年，这20年也正是运动不断，“教育要革命”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多事之秋，正是她以女性的执着、顽强与善良，让北师大的文科教育有了一些生机和活力。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固然谈不上有多壮烈，却也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卢森堡的那句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对于这位可敬可爱的女性，黄老师曾经有过如下判断：“她在文革前是我的直接领导，对我的一生尤其是青年时期有着很深的影响，在她身上处处体现出一位193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为践行祖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和创业精神。”（下册，第157页）这一定位应该大体不差。同时我也想到，假如童老师健在，他肯定也是胡晓林重点访谈的对象，那么他又会如何评价他的这位老上级呢？
方铭同志逝世于2003年4月，享年86岁。
2024年10月7日
原载《随笔》2025年第2期
访谈黄安年、吕启祥夫妇时的影像，2024年9月
北师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等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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