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期间经历了若干次不亚于8级地震般的变迁。高校扩招带来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度膨胀，中专改大专，大专改本科，学院改大学，好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据说是为了强化学科交叉融合、资源共享与互补，高校合并之风又席卷全国，由此诞生了若干个超级航空母舰式的巨无霸大学。如今“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又一次如狂风般席卷中国重点高校。所有这些变化无不打上了官方烙印，换句话说，带有浓烈的行政色彩。当然，中国高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希望大学办成什么样，大学就该办成什么样，我相信政府与全国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把中国的教育办成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问题在于负责管理教育的官员却未见得具有达成这个愿望的执行水平。

就说一流大学吧，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分层次的，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教学型大学，两者的定位完全不同。研究型大学可能是一流的，教学型大学也可能是一流的，关键看你所培养的学生是否符合你的定位，在社会上最出色地扮演了他应扮演的角色。在一个举国上下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潮中，地方大学进入了两难的境地，甚至可以说有点迷失了自我。我们一度创造了“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等新鲜的名词，可学校与人一样总是有上进心的。当初的大专改本科、学院改大学不就是大学上进心的具体体现么？更何况在一个全社会迷信985、211的时代，谁不希望自己的学校也能跻身其中？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学校也一样，你太差了，谁也不会正眼看你。私企、国企、事业单位的大门上就差挂上“地方大学毕业生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牌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地方大学争相提高自己在高校中的地位，这与重点高校争创世界一流是一个道理，地方高校的学生争相报考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从而摆脱“地方”的帽子。无论是争创世界一流的985、211，还是努力提升自己的地方高校，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经费。于是高校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作为投资人的政府的意愿。如前所说，假若真是政府的意愿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也是希望学校越办越好的，遗憾的是，代表政府的官员却未见得能真正按照政府的意志去做，或者根本不具备完成政府意愿的能力。与其把教育在某些方面的失败归咎于政府，不如归咎于主管教育的某些官员，这样不仅容易与政府达成共识，也比较符合实情。

政府官员毕竟不是教育家，他也许并不真正了解教育规律，关心教育是件好事，但如果不懂教育，最好不要对教育指手划脚、发号司令，有句老话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把教育交给教授们去办，就应该相信教授们能把学校办好，政府做宏观或目标管理就够了。如果觉得教授不足信，那你在做一个决策前，至少应该做好充分的调研并进行局部试点，待试点成功后再决定是否推广。可叹的是，也许是求胜心切，中国的事往往是某个人拍拍脑袋便全面推广，大家伙一窝蜂一拥而上。也难怪，资源毕竟有限，你不跟着变革就意味着落伍，落伍就意味着墨守成规，墨守成规就意味着喝西北风。

记得江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你不懂，老百姓为你交点学费没关系，但你不能总是留在小学一年级”。卓越，是每一所高校追求的目标，但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卓越，为什么大家都在奔着同一个目标？都是指标惹的祸。放眼各种评价体系，有多少真正反映了人才培养质量？各级各类奖项、各级各类项目、各种类型的检索、各级各类重大重点项目，还有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等不一而足。不可否认，这些指标的确代表了某种水平，但这些东西应该是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不应该是争抢来的。

高校应该是个无为而治的场所，每一所高校都有它与众不同的追求，只有在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里，教师们才能充分挖掘并发挥出聪明才智从而逐渐形成高校各自特有的大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