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古诗谈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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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木兄在拙文“新诗三境”中留评，称三境为阴、阳、太极，进而讨论诗学的哲学基础：诗学无境而万境：无我无人无物，我法两忘，所执俱遣；以心印心，非心非诗。太极归无极，道法自然。受白木兄启发，遂有下文。
古诗谈境
陈绥阳
白木君在拙文“新诗三境”中留评，谈其“三境”。简言之，即将诗境归为：心境为阳，灵感如泉；情境为阴，落英缤纷；虚境如潭似镜，两仪归太极。进而示诗学无境而万境，而达我法两忘，非心非诗之境界。太极归无极，道法自然。
该评指出诗词的哲学基础，颇为深刻。然拙文远未触及这一深度。
在上世纪的某些诗歌美学中，通常是在对立统一的框架下来讨论的。简单来说，是讨论物象，心象，心性(有人归结为“物象、意象、意境”)三者间的关系。物象为景，心象为镜。因而，物象是水中月，镜中花。若镜性平，则像不失真。但是，心象是流动的、跳跃的，起伏的，因此是哈哈镜。而从心象中，释出物象，进入意境，则是心性，即悟，所谓解诗的灵气是也。
词人燕清在自评《九张机》中，云：“在机场候机良久。期间一路看央视直播奥运专题，竟然颇有了几分奥运感觉。”若说奥运的物象，我想“呢喃怀抱”的“玉手”在心镜中对摔跤而言是太纤纤了，然而在“九张机”特定的题材格式环境中，正是通过这种心象(意象)的演译,才进入“联章而读，是为七夕”，“分章而看，实为奥运”的似而不是的意境。从而获得一千人读有一千种想象的空间，而成五彩缤纷的画卷。“银湖波起无行迹”，也许有人解读为跳水运动，也许有人看到“烟汀影里雁南飞”的画意，也有读者觉得是诗迷。难怪酒人评“九首都很有韵味，何必跟奥运项目相关联。”作者也坦诚：“俺这九张，有两重意图，不想给酒人马甲兄看出其二。正是可以不关联来读，即亦为七夕节而作。”说明作者在创作时的联想。
解读是否恰当，就像数学公理系统的相容性一样不能自相矛盾，就不仅要将题目所示的创作意图，还要将该作品所示效果放在作者营造的特定意境中加以解读。
“意境”是诗评中常用的概念，几至标准。
中国古诗词向来采用的“境界论”，其哲学基础一是先秦道家的“道象”论，二是佛学的影响。
在唐代以前的诗学理论中，诗歌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以“气”为代表的老庄哲学。庄子认为“通天下一气耳”，万物皆为气生，人的心灵也是气的一种状态，故能与万物相通。于是有诗歌理论中的“物感”说，即诗歌的本源在于心为外物所感而动。如《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有“感物吟志”一说。更有钟嵘《诗品序》明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随着佛教的传播与本土化，诗学理论渐向“境界论”转移。因此，谈诗境，不能回避佛学。
什么是境界？
境和境界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常用语。春秋时，古人就用“境界”描述心灵状态，如《庄子•逍遥游》：“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只是在佛学盛行后，关于境界的讨论，才日臻至善而有现在各种动人心弦的论述。
佛学所说境界有三：一为“外境”：“六根”所分别之“六境”，它接近于外物，“功能所托，各为境界。”所谓“六根”是指眼、耳、鼻、舌、身、意。二为“心境”：指“根—识—境”三缘和合之“幻相”，佛学重心识，认为”唯识无境(外境)”、“心外无物”，外境只不过是心识所造。“识”即心识，或者说“心法”，为“六根”所得，即为“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其中意识最为重要。而心即“集起”，是六识的集合体，谓之“心识”。大乘法相唯识学又进一步发掘潜意识层，说“心识”有九种。六识所了别的对象称“六境”，是缘起万物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三为“灵境”：心识在禅定修持时所产生的心识修养的层次，是外境与心境的提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境界、心灵境界。所以，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释“境界”一词云：“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又我得之果报界域，谓之境界。”是专指造诣层次而言。
佛学“根—识—境”三缘和合的模式超越了心、物二元对立论，只是在心物不二论中，认为心是缘起万物的主枢。
正是佛学境界说的缘故，才有上面诗评中“物象，心象，心性”的说法。
受佛学影响，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诗学有“三境”说：一曰物境，山水之境，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其中意境，相当于佛学“六根”之一的“意根”的功能，为“意识”所了别之境，即“六境”之一。
在许多诗评中，将“外境”和“心境”抽象成“景”和“情”两种元素，提出“触景生情”和“情景交融”。然而，如何才能“情景交融”，大多说不清楚。也许从“灵境”上有所感悟。
王昌龄在《诗格》(也是唐人的惟一一本诗格)中，曾以境论诗，谈到触景生情：“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作为实例，有《闺情》：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大约是署名白居易的《文苑诗格》所称：“先境而后意”。
试举“情景交融”的实例，窃以为可取《从军行七首.其一》：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海风秋”故然易生“万里愁”，然而能将“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与那无法消除的故乡思亲、闺里愁苦之情交融绞织一体的，是那羌笛吹凑《关山月》的意境。“关山月”既是写征戍苦、伤离别的曲调名，又营构了青海湖边，暮霭沉沉，关山重重，一勾凄清残月的意境。特定的少数民族器乐，在荒原苍茫，环境寂寥中，时时传来断断续续、呜呜咽咽的笛声，更突出了特定的凄凉。
羌笛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乐器，但在考古中没有发现。1800多年前的后汉马融《长笛赋》云：“近世双笛从羌起”，说明羌笛是双笛。后经古籍考证，具有初始形态的羌笛，全长29厘米，吹奏出的是没有商音的四声音阶，唱名为 5 3 1 6。下图是其复原图
图出自：http://xuxuefxxf.blog.sohu.com/19696912.html
汉武帝时，著名的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笛曲，谱写了二十八首具有西域风格笛子曲，作为当时的军乐。但多巳失传，但《折杨柳》等尚流传于民间。有王之涣的《凉州词》记载：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禅学的发展，对诗词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元好问精研佛学，常常借禅论诗，曾说：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余在拙文“金针度”、“无偈不通”中，均有所议。更重要的是，禅学改变了中国诗学的哲学基础，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思维模式，推动了诗歌“境界说”的发展。
这主要是，禅宗改变了这种“心为物感”的物、心二元模式,视自心为万象之本，将传统佛学的“缘起心枢论”发展为“自心变现论”，否定了“根——识——境”三缘和合模式中的外境——“缘”。这大概就是白木君为禅学所感而发：“诗学无境而万境：无我无人无物，我法两忘，所执俱遣；以心印心，非心非诗。”在禅思的影响下，诗歌尽管也写“景物”(“外境”)，但景物不是感动心灵的外缘，而恰恰相反，外境是由自心变现的。所以，诗中不再有外境，只有物我两忘而合一的一片心境，由心境的一体性而至诗境的一体性。
这种思想，不能不说对本土现代意识流诗有重要的影响(我想在另一篇博文中谈)。
诗人刘禹锡对禅境与诗境的关系有明确的表述，有妙语“境生象外”，又言“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悠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花萼，而诫河之珠玑耳。”其中，境生象外、虚而景入、因定得境都源于禅学。而到宋代,更有“参禅学诗无两法”之说。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禅学给诗家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束缚。
白木君在评论中讲：写诗纯粹是有感而发，因情而书，因此中国真正的诗人在民间。大概就有这种感觉。
作为回复，偶曾戏言：“因情而书”，故曰：情书。梦断美人沉信息，就是在等情书。关睢是情书之开篇，也是写情书的楷模。好象写关睢的作者也不是作协成员，故为民科是也。诗，本是民歌，后来雅士为与民相隔，美其名曰：“诗”，语言的寺院、文人的寺院也。
近代首先继承“境界说”，而又突破这一精神束缚的是王国维。
在拙文《诗歌，一种生活方式》中，曾提及王对清朝词派中浙派和常州派的批判继承。他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上焉者，意与境浑”，即景与情相互交融浑然天成，是理想派与现实派的无缝结合，所造之境合乎自然，所写之境邻于理想，使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第二种形态是“以境胜”，如浙派词，崇尚清灵，却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第三种形态是“以意胜”，如常州派词，以立意为本，却发挥意内言外之旨而流于言必有寄托。可见，王主张将“言志”、“抒情”与“形象”、“画面”相结合。
王国维还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境界本质上由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并在人的精神活动层面上取得统一。尤其是在主观和客观的两个视野中，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的问题。前者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以奴仆命风月”， 即万物皆为我驱遣，为浪漫主义之特征；后者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即“能与花鸟共忧乐”， 随物婉转，为现实主义之特征。这里，王既重视禅诗“境生象外”的造境，又不否认佛学外境的功能所托，各为境界。同时，就“造境”的艺术客观性问题，王又指出“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即“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
王的美学观点，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如“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而“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类似于叔本华的天才观。但与叔不同的是，王国维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在经过上面的叙述后，不难理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其实就是佛学境界说的三个字：景、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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