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书中，包含一篇《不讲理文章与语言暴力》。这篇文章说，古文经典如《孟子》篇章（关于“辟杨墨”（即排斥杨朱和墨翟的学说）的论述里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韩愈论文的代表作品“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都是“不讲理的文字。”，甚至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也是一篇不靠说理，而靠强势语言压倒对方的文章。”总体上讲，古人的文章不如欧洲人那么讲逻辑。
他指出：“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就是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商品开始，引出对价值、劳动、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这部著作中（特别是是第一卷）对于每个命题都有详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不缺少任何环节，充分表现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的缜密。这不仅体现了欧洲文化传统，而且也因为作为学者马克思要靠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去征服读者。而在国人看来，马克思要论述的命题是迂阔的（当然谁也没有公开这样说，只是有人这样想）是不必论证的（有人说《资本论》要让他写，有一万字就可以了）。”
此外，赵震先生的《不严谨但伟大：为什么中国古人都爱类比说理》(见《藏在历史细节里的谜》)也认为，中国古文(如庄子，老子，荀子的文章)中大量使用类比论证或比喻论证，逻辑力量非常脆弱，因为这是一种比较主观的、不充分的、不严谨的似真推理。并指出其来源可能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师法天地的思想。
如荀子的《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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