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思园与钱钟书是同学，20岁毕业后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助教，出版了用英文写作的《人性与人之使命》，并得到许多知名教授的赞誉；后出国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42年用法文完成《相对论驳议》，第二年译成英文出版，科学界反响强烈，并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交流。1946年回国后应聘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反右和文革受到冲击。许思园在《中西文化回眸》中认为：
西方哲学与科学同源，而中国哲学始终不离人事而期于实效。中国哲学家所探究者以道德政治为主，而皆归本于天。中国哲学家对认识论缺乏兴趣。对客观知识认识不足。历代中国学人所探究者俱切于修身治国之道，哲学重心迄不离道德与政治。儒生与农民原一脉相承，俱敌视纯知识活动。
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或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这样评价儒家文化：
“儒学文化不是实学，而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学校的教育既不教数学，也不教自然科学、地理和语言学理论，哲学本身没有思辨与系统特征，也没有理性或“形而上”特征，还没有经验案例学特征，中国哲学没有讲授专门的逻辑学。”
“他们追求合乎古典美的自我完善，生活里都是一些机智的文字游戏、婉转的甚至是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以及引经据典的考证。这也就造成了在官场形式主义的流行和泛滥，讲述幽默的文书形式和标准的文字表达方式，而对经济管理却放任自流，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对其进行管理，这种仅靠吟诗作赋式的管理从古代持续到近代。——这源于学校的教育。”
“逻辑这个概念对于单纯重视实际问题和世袭官僚制的等级利益、受经典束缚的中国哲学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些都清楚的体现在以孔子为首的中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注定了毫无逻辑创造的才能！”
在他之前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其《哲学史讲演录》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关于《易经》：“中国人说那些直线是他们文字的基础，也是他们哲学的基础。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辩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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