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向明代徐阶学习大度宽厚》我说的是古代, 本篇举两个现代学术界的人物:

第一例：被称作“中国雷达之父”的束星北的学生于良曾回忆：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来山东大学开办讲座，大礼堂座无虚席。讲座中场，束星北先生走向讲台，没有任何解释和开场白，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接下来，束星北捏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束老师就这样滔滔不绝讲了40分钟，全然不顾一旁主讲人的尴尬。而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那里，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固然我们可以羡慕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种直接了当的学术辩论风气，但主讲人王竹溪的雅量也令人钦佩。

第二例：上世纪30年代, 版本目录学大家赵万里在清华大学当老师, 那时他也只有25岁，只比学生钱钟书大五岁。有一次他开课讲到某部书时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钱钟书就和同学吴晗讲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一样。”钱钟书还说：“我在图书馆就见过多次呢!”吴晗说：“那你就上去讲呀!”赵万里后来耳闻，却很大度。他将原计划讲的十个专题，让钱钟书和吴晗讲了七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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