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主人 汪阳洁 按：【铁道部10月18日发布消息称，明年春运前将对所有列车实行互联网售票和电话订票业务，逐步扩大火车票实名制实行范围。随着火车购票、检票系统愈发严格和完善，俺曾经大学期间那些激情燃烧的逃票岁月估计就成往事了。文章是我“反省”自己劣质品德的一篇随笔，并不代表俺有多么坏，俺只想说说经济学的趣事，以至不惜牺牲俺的名声。
    不知各位朋友，你可曾也有过逃火车票的经历？话说，你怎么就想到要逃票呢？
    先看看我是如何逃票的。】

      大学里学的是经济学，我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学思想对我个人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明显，进而影响我的行为选择。比如我明白，我的行为应该遵循理性，为事需要考虑其得失，这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条件；在面对任何有风险的事情时，我会对风险的期望大小加以谨慎判断，最后做出有利可图的行动决策。因为，经济学教育我应该成为一名经济理性人。

      与经济学训练同步，上大学就开始乘坐火车，往返于西安和武昌，到研究生毕业时，坐了整整六年。大体上和所有好学生一样，我凭学生证购买规定乘车区间的半价学生票，并严格遵守乘坐火车的所有规章制度。话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要到长沙出差，那是武昌的下一站。我仍然用学生证去买票，售票员告诉我只能买到武昌的学生票，并且他建议可以先买张半票到武昌，不下车再补武昌至长沙的全票。这当然是最好的办法，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武昌到长沙要补五十多元钱，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讲，还是多有舍不得的。我开始盘算，既然中途不用下车，只要武昌到长沙列车员不查票，我就不用补票，可以省下这五十多块钱。我的策略是，先不补票，过武昌后如果不查票我就不用补了，如果要查票就补。在认真琢磨了被查到的概率和两种后果之后，我开始冒险了。对我来讲，查票与否具有不确定性，但理性告诉我就这么做了。最后的结果是，检票员一直都没有来，我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目的地。有了这次甜头，在此后的火车旅行中，我用同样的方法屡试不爽。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去吃饭要停车，停车费是按照不同时间的停车位收费，时间越长的停车位收费越多。贝克尔开始琢磨，如果选一个时间短的停车位便可以节省一大笔。简单地思索之后，经济学家就为两小时的午餐选了一个十五分钟的停车位——理由是没人会非常仔细地检查。贝克尔因为将经济理论应用于非经济问题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毫不奇怪，在选择车位中，这位诺奖获得者表现得绝对理性，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完美地应用在了现实生活中，而且效果还相当不错。虽然我用西安至武昌的学生半票走到了湖南长沙，但贝克尔只花十五分钟的基本费便获得了两小时的车位占用收益，经济学家这种令人“敬畏”的做法着实让人汗颜。

      这么说，经济学正在给学生人格教育与行为动机带来负面影响吗？

      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在他的著作《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A Beginner’s Companion》（中文译为《经济学的邀请》）中，用整整一章专门讨论了对经济学的指责。他写道，“经济学面临的悲哀与讽刺就是，它经常不利于经济学专业学生的人格发展”，“经济学会严重破坏你的人格”。他还列举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的作者）于1993年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中关于经济学教育影响的博弈实验：博弈结构与著名的“囚徒困境”类似，学生被要求在“进攻”与“合作”两个策略之间进行选择，都合作比都进攻得到的报酬要多，但最丰厚的报酬要在自己表现出攻击而对方表现出合作时才得到。实验结果非常令人悲观：相比于其他专业学生而言，经过训练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会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进攻、更善于欺骗和不合作。这或许表明，经济学教育学生，作为理性人，只要有机会就必须表现出攻击性，而不是冒险与对方合作，因为其他一切选择都是非理性的。

      事实上，在标准的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本里，它会教育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面对像列车员查票这种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博弈时该如何进行策略思维与抉择。理性人只需要简单估算一下检票概率及相应的收益和成本，就能做出对自己最给力的决策。其实，现实中很多人逃票之前并没有进行任何经济分析，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经济学理性人的最大化收益选择。

      在火车逃票较量中，我是一个人，而对方（列车查票员）面对一列车人，他们要应付许多潜在的投机者。当大多数人都是拥有良好道德的好公民时，我这个理性占据道德之上的人就有机可乘了。实际上，我得手的机会与拥有良好道德公民的数量成正比。贝克尔的惊人之举也正在于他利用了大多数人的遵纪守法。再考虑作为监管一方的列车查票员。经济学上讲，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是有成本的，查票员需要在更严格仔细的查票与容忍一部分投机者漏网之间进行成本孰高孰低的权衡。正因为成本高昂，严格的监管往往被忽视，从而给理性人提供了“投机取巧”的机会。这样看来，许多小火车站因为成本原因而出现大量逃票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在双方博弈中，个人的“经验”对于理性决策尤为重要。尽管火车逃票有风险，但我已有足够把握应付查票的不确定性。我自上大学起就开始坐这个车次的火车，多次的交易与博弈让我对该车的查票习惯早已心知肚明：它一般是在哪个区间段查票，以及查票的仔细与否——可能因为该段上车人数较多，亦或是查票员相信该区间段上车的乘客大多不买票等等——对此我都了然于胸。一次的交易往往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吃亏，但在多次交易与重复博弈中，就很容易找到空子。在贝克尔的冒险中，他显然深谙停车检查的规律和门道；正是长久以来的经验帮助我们做出了理性选择。

      因此，经济学一味强调个体理性选择，通过说明“逃票”、“违法停车”、“选择进攻”等均是一种理性战略，而按规矩买票与停车则是非理性行为，经济学教育可能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做一个道德低下的逃票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值得的，而做一个品格高尚者似乎会成为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人们真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在那些仅仅依靠个人道德自律和监管不严的行业和领域，理性思维之举就会大行其道。红灯下过马路，需要雇佣志愿者监督；无人售票公交车人多拥挤时有人可能浑水摸鱼；同样，在游泳池里小便，若要给予监督，成本也会高的离谱。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一旦缺少基本职业道德与操守，理性利益主体就可能为所欲为，漠视他人利益。

      其实，理性本身并没有错，但错就错在现代经济学并没有教我们如何利用理性，在理性之外，还有感性，还有道德，还有社会责任。但可惜的是，个体理性下的效用函数往往遗漏了这些因素，从而导致集体困境下社会整体福利受损。一方面，经济学一再强调制度、机制的构建有利于更好地实施公共监管，但另一方面，经济学似乎在个体人格的教育上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