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桥牌中，拿到一手牌后，第一个考虑就是要做什么牌。围绕这个目的而叫牌。如叫成了，就得通过打牌来做成约定的牌。

       如果是诈叫，而又被对手利用，则可能被迫停在某个根本无法完成（无实力）的约定上，此时，后悔莫及，但是“大宕”已成定局。

 

       相比之下，如果科研人做出某种大的、较系统性的研究结果，那么他手里就有了一手牌了。如何“叫牌、打牌、做牌”就变得很重要了。

 

       前几年被网上热炒的“蒋春喧”一事可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叫牌、打牌、做牌”的地位和其对该手牌命运的决定性作用。

 

       蒋春喧先生的专著“FOUNDATIONS OF SANTILLI'S ISONUMBER THEORY，With Applications to New Cryp-tograms, Fermat's Theorem and Goldbach's Conjecture”，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ess, America-Europe-Asia, 2002，计正文367页。分为5章，头三章是主体，后两章为补充性的。

      

就该书的性质来说是为“Ruggero Maria Santilli” 教授的“HADRONIC MATHEMATICS, MECHANICS AND CHEMISTRY”理论论证数学上的合理性。而Santilli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解决反物质、不可逆性等论题寻求新的解决路径。

 

就相关的论著本身而言，应被视为学术专著。主体内容是规范化的，尽管带有明显的个人特性。也就是说，这的确是一手牌。根据有关的漫长、曲折的过程，其叫牌、打牌和做牌类似于下面的比对。

 

作者，作为牌的持有者，认为是一手好牌。因而，高起叫，相当于是小满贯叫。

 

但是，对手（这里是读者），首先就被小满贯阻住了。没法叫牌。

 

因而，牌就被作者的支持者叫到了大满贯。

 

对手就只好看你如何打牌来做成大满贯了。

 

就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作者及作者的支持者，作为做牌方，还远没有完成大满贯定约就忍不住的问对手“做的好吗？做的对吗？”，而忘记了，“读者在等待你做成的最后结果”。

 

这个结果是读者心中有数的：“大宕”。对手关心的是宕几。因而，对对手（做牌方）的提问除了冷嘲热讽，还能是什么？。

 

查作者论文，的确是讨论了几个重大问题，但也只是在其建立的数学逻辑体系内，如何下结论是作者有权做的事。但是，作者调太高，是“小满贯”开叫。

而作者的支持者很快的就把它变成了“解决了XX重大问题”，“开500年之基业”等等，也就是“大满贯”终叫。

 

也就是说：定约方最大限度的也就是“小满贯”的牌。但却被自身的推动力量赶上了去打“大满贯”定约的路。而结果是“大宕”。

 

如果，这手牌的确是“小满贯”的牌，则太可惜了。做“小满贯”定约多好！

如果，这手牌仅是一个成局的牌，（这是最为可能的），那就太不值得去“诈叫”了，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而如果，这手牌根本就不是一个成局的牌，“诈叫”的后果就可怕了。一切都将被抛弃，即使其中有一点“黄金”。

 

在任何一场桥牌赛中，这种失误的结果都是“输的到底”。连最次的牌手都排名在这种失误者的前面。

 

因而，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是（低调倾向的）“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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