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2025年10月11日 星期六
在当今高校流传着一种无奈的戏谑：“高校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牛马’，一种是‘宠物猫’。”这里的“牛马”，不言而喻，指的是身处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而“宠物猫”，则隐喻着数量日益庞大、工作相对安稳的行政与教辅人员。每当学校启动新的改革方案、出台新的考核政策，无论其初衷多么冠冕堂皇，最终的执行链条，总会精准地将压力传导至教师群体，仿佛他们才是所有问题的症结与改革的唯一对象。
难怪一线老师每当面临人事制度或者考评制度改革时会发出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这背后，是高校生态的结构性失衡、资源分配的扭曲逻辑以及话语权的严重不对等。
一、 身份隐喻：“牛马”的负重与“宠物猫”的闲适
将教师比作“牛马”，虽显刻薄，却无比传神地勾勒出其生存现状。他们背负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学科建设、学生管理等多重枷锁，在一条被精心设计的“跑道”上疲于奔命。
• 教学的“无限责任”：教师需面对日益个性化的学生群体，精心备课、授课、批改作业、指导论文。学生评教如同悬顶之剑，任何差评都可能成为考核的“污点”。然而，当教学设施陈旧、教务系统崩坏、教学辅助不到位时，承担抱怨和责任的，却往往是站在讲台上的教师。
• 科研的“GDP崇拜”：论文、项目、经费、奖项，构成了衡量教师价值的核心KPI。非升即走的“预聘-长聘”制，让青年教师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透支着青春与健康。他们如同学术流水线上的工人，追求的是短、平、快的“成果”，而非沉潜多年的原始创新。沉重的科研压力，挤压了本该用于教学思考和知识沉淀的时间。
反观行政教辅人员，他们则更像是被豢养的“宠物猫”。其工作核心在于“管理”与“服务”，而非直接的价值创造。在科层制的庇护下，他们的工作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 责任的“链条终端”：行政指令自上而下传达，他们多是政策的执行者与解释者，而非最终责任的承担者。一项改革若失败，鲜有行政人员因此被辞退，其职业稳定性远高于处于“非升即走”压力下的青年教师。
• 工作的“流程导向”：其绩效考核多与“是否按时完成流程”、“是否组织会议”、“是否下发通知”等过程性指标挂钩，而非像教师那样，直接与论文发表、项目获批等硬性产出挂钩。这种“做了即等于做好了”的逻辑，为其提供了天然的“避风港”。
于是，校园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幅奇景：“牛马”们在田野里挥汗如雨，为庄园的收成负责；而“宠物猫”们则在庄园内巡视，负责监督“牛马”的工作效率，并随时向主人汇报。改革的鞭子，自然更多地落在了“牛马”身上。
二、 资源逻辑：投入与产出的扭曲核算
支持强化教师考核的另一套话语体系，源于一种看似合理的经济学逻辑：学校对教师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理应要求其产生相应的、甚至更高的回报。
这里的“投入”包括：薪酬、科研启动经费、实验室空间、研究生招生指标、以及宝贵的“编制”身份。学校管理层视教师为“人力资本”，期望通过严格的考核，确保这笔投资获得最大收益——即高水平的论文、高级别的项目、亮眼的学科排名，从而为学校争取更多的社会声誉和政府拨款。
然而，这套逻辑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 选择性忽视隐性投入：学校的运转同样为行政教辅体系投入了巨量资源，包括其薪酬、福利、办公经费以及庞大的办公空间。但这部分投入，因其产出难以量化（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如何衡量？），往往在成本核算中被模糊处理，或天然地被视为“必要成本”。
• 对教师产出的“竭泽而渔”：考核追求短期、可视的量化产出，迫使教师将精力集中于最容易“得分”的领域，催生了学术泡沫和内卷，扼杀了需要长期积累的重大创新。这好比要求农民每年都必须交出创纪录的粮食产量，却不关心土地的肥力是否在透支，种子能否孕育出下一代。
• 责任转嫁的便利性：当学校发展遭遇瓶颈时，最便捷的解释是“教师的产出不够”，而非“行政服务体系效率低下”或“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因此，通过改革考核来“鞭策”教师，成了管理层路径依赖的首选方案。
三、 权力结构：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从不亲自下场
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失衡。绝大多数改革方案和考核政策，都是由行政人员主导制定和实施的。
• “办公室决策”的脱离实际：坐在办公室里的行政人员，很难真切体会教师在实验室通宵达旦的艰辛，或在课堂上面对上百双眼睛时的压力。他们习惯于用表格、数据和流程图来理解和管理复杂的学术活动。其制定的政策，往往充满了“指标化”、“一刀切”的色彩，忽视了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教师的巨大差异。例如，要求人文社科教师与理工科教师竞争同样的科研经费额度，无异于让举重运动员与体操运动员同台竞技。
• 话语权的垄断：在高校的决策机构，制定的文件都出自于行政人员之手，一线教师的声音常常被强大的行政力量所稀释或吸纳。真正的资源分配权、人事决定权、政策制定权，高度集中在行政系统手中。教师们被赋予了“执行”的义务，却被剥夺了“决策”的权利，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 自我强化的循环：由行政系统发起的改革，其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往往也由行政系统来定义。他们天然地倾向于设计那些能够凸显自身管理业绩、便于向上汇报的考核体系，而这些体系的核心，正是对教师群体的精细化、高压化管理。在这个过程中，行政体系本身不仅没有被“改革”，其权力和规模反而可能在“为了管理好教师”的名义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张。
结语：从“管理”到“治理”，高校改革的出路何在？
高校改革之剑总是指向教师，并非偶然，它是特定权力结构、资源逻辑和身份政治的必然产物。将教师视为“牛马”进行驱策，而将行政系统置于“监督者”的舒适区，这种模式正在耗尽高校最宝贵的财富——教师的学术热情与创造力。
要打破这一困局，高校必须实现从“行政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的深刻转变。首先，必须重塑权力结构，把嚷了多年的“教授治学”落到实处，让教师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资源分配等核心事务中拥有实质性的话语权。其次，需要重建考核伦理，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的顽疾，推行代表作制度、引入长周期评价，给予学者“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空间。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启动对行政体系的“改革”，明晰其服务职能，建立针对其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用户（即教师和学生）评价”机制，将其同样置于被监督、被考核的位置上。
只有当“牛马”不再只是被鞭策的对象，而能与“宠物猫”们在一个平等、公正的规则下共同为学校的未来负责时，高校才能真正回归其追求真理、培育英才的本源，而非沦为一个充满内耗与焦虑的学术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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