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从“气魄浑伟”到“意境的含蕴”——一部读法的历史
以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为基础,以意象学视角重新解读三千年造园史:中国古典园林不是被建成的,而是被一代代人“读”出来的。全文按生成期、转折期、全盛期、成熟期、成熟后期五期展开,勾勒出一条“气势”载体的迁移轨迹——秦汉凭体量(气魄浑伟),隋唐凭秩序(轴线可读),两宋以降转向“壶中天地”式的小而精,至清中后期沦为“诗化”“画化”的工艺剩余。核心判断是:气势不是尺寸的别名,而是体量、秩序、名实、叙事四构配在感知、认知、情感、文化四层上同步读出的结果;园林的读者也从帝王、士族、文人与市民更替至当代公众,每一次读者更换都伴随“读园”装置的重建。末节进而提出把“气势”转化为可测变量的三项假设,尝试将这部“读法的历史”从史学术语推进为可供实证检验的命题。
引子 一页纸上的三千年
翻开第三版的最后一章,第一句话就把三千年的园林收进了一个判断:“中国古典园林是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物”(第781页)。写这句话的人叫周维权,他把一部通史划分为五期:生成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220年)、转折期(220—589年)、全盛期(589—960年)、成熟期(960—1736年)、成熟后期(1736—1911年)。这部书1989年完稿付印,1999年再版,2008年出了第三版;三个版本的后记层层叠在书末,像地层一样可读(第781—785页)。
本文要谈的不是这部书本身,而是它所记录的一件事:中国古典园林如何被一代代人“读”出来。用意象学(imagoology)的话说,意象(image/imagery)不是风景的照片,而是人从环境中读出的整体图式;意象体系(imagery system)则是这套图式得以生成、组织与传承的装置总和。意象学追问意象如何在感知、认知、情感与文化四个层次上生成,如何在设计侧被建构、在体验侧被读取(V20-15 专栏1)。把这把尺子放到周维权的书上,一部三千年读法的历史便显出它的骨架。
1 三源:台、囿与园圃
中国园林的遗址,最早不是花园,而是台、囿与园圃。周维权的结语写道:“在它的三个源头之中,‘台’具有神秘的色彩和宗教的性质,‘囿’与‘园圃’属于生产运作的范畴”(第769页)。台是通神的高台,囿是畜养禽兽的猎场,园圃是种植蔬果的园地——三者都不是为“看风景”而设,却各自留下了园林的三种基因:垂直的体量、圈定的范围、栽培的技艺。
三源汇流的地方,是“园林”这个词开始有了现在的意思:一片地段之内,山水、植物、建筑被有意识地组织成一个可游、可居、可看的整体。周维权给它的界说是“以追求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舒怀的游憩、居住的环境”(第3页)。请记住“视觉”二字——在整部通史里,这是气势与意象共同的第一个入口。
2 生成期:帝国的体量(公元前16世纪—公元220年)
商周的宫苑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滥觞”,秦、汉则把它变成了帝国工程。周维权写生成期的宫廷园林:“规模宏大、气魄浑伟,成为这个时期造园活动的主流”(第24页)。这不是修辞。皇家园林的体量来自制度的特权:“皇帝能够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富厚财力,占据大片的地段营造园林供一己享用,无论人工山水园或天然山水园,规模之大远非私家园林所可比拟”(第19页)。而体量的极值写在结语里:“上林苑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空前绝后”(第775页)。
但周维权对“大”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他评秦汉园林:“大则大矣,但总体布局尚处于粗放状态,谈不上多少规划设计的艺术”(第769页)。这句话是全书的关节:体量本身不生成气势,体量必须被秩序接住。两汉的园林有了帝国的尺度,却还没有一套可读的空间语法;它震得住人,却读不出意义。气势的第一课,是“大而无序”的失败。
3 转折期:士人的眼睛(220—589年)
转折期把造园的主体换了人。门阀士族兴起,私家园林“异军突起”;更关键的是,山水第一次成为被“看”的对象。周维权记下了园林与士人的关系:“园林不仅成为隐者的庇托之所,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第17页)。隐逸不再是逃遁,而是一种可经营的生活方式;园林不再只是宫苑的缩小版,而成了安放精神的空间。
规模也随之变了。魏晋南北朝的园林“规模比较小,也未见有生产、经济运作方面的记载,但其规划设计则更趋于精密细致”(第138页)。这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次“由大到小”的转身:气势从体量退到秩序,从占地退到布局。读法变了——从“远观取其势”变成“近看取其质”;园林开始要求它的主人会看、会品、会题名。
4 全盛期:闳放的风度(589—960年)
隋唐的帝国重新统一,园林也重新有了气度。周维权用了一个极准确的字——“闳”:唐王朝“开创了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意气风发、勇于开拓、充满活力的全盛时代。从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有过的何等闳放的风度和旺盛的生命力”(第24页)。闳放不是粗放:全盛期的皇家园林已经分出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三个类别(第19页),宫苑与城市的秩序咬合在一起——大内御苑“在首都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成为城市中轴线的空间序列的结束”(第139页)。
这是气势的第二形态:体量仍在,但已服从于一套可预期的序列。轴线、宫苑、山水,三者叠成一条从城市到园林的阅读动线;帝国的秩序被写进了空间,气势第一次成为“可读的大”。
5 成熟期:壶中天地(960—1736年)
宋代是全书的分水岭。周维权写:“若从宏观的、总体的高度来加以审视,宋代实为中国古典园林全部历史进程的分水岭”(第768页)。分水岭之后,造园技术继续精进,造园思想却开始转向内在——园林不再向外扩张,而是向内收敛。审美的关键词从“大”换成了“小”:宋代的艺文产生了“壶中天地”“须弥芥子”一类观念,“导致园林规模的‘小而精’的趋向”(第774页)。
读者也再一次更换。文人成为造园与品园的主力;到两宋,“开始从士流园林中游离出来的市民园林”(第770页)出现,园林的读者从士大夫扩及市井。气势没有消失,它换了载体:不再靠占地,而靠叠山的写意、景题的经营、匾联的点题。小而精的园林,用一套更密的符号系统,维持着不亚于大园的意义密度。
6 成熟后期:辉煌与衰颓(1736—1911年)
清中叶以后,园林的技艺达到顶峰,思想却开始空转。周维权在结语里下了判词:成熟后期“造园技术得以长足发展,造园思想却相对地日益萎缩。到成熟后期,技术失去了思想的支撑,园林终于脱不开其衰微的命运”(第768页)。与此同时,晚期的园林被概括为“诗化”“画化”(第775页)——一切都被写进诗里、画里,也就一切都被读成了典故。
这是气势的第三形态:工艺的剩余。体量不再增长,秩序不再创新,名实与叙事却空前繁密;园林越是精致,越依赖读者的文化储备。读法的门槛,在晚期被推到了最高。
7 装置:匾联、景题与文字信号
把三千年串起来看的,是园林里那套“可读”的装置。周维权写得很直白:匾额与对联“运用文字信号来直接表述意境的内涵”(第35页);而读得懂与否,是有门槛的——“园林的匾联文字创作,乃是文人的一项高雅文化活动,需要鉴赏者也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否则难于领会”(第36页)。
用意象学的术语说,这是中国脉络特有的可读性(legibility)资源:不靠解说牌,而靠园名、景题、匾联、刻石把意义写进物象,让名与实相互指认。意象学把这一传统称为名实索引:可读性的重心不在空间的秩序,而在名与实的对应(V20-15 判断三)。它与西方植物园“标签—名录—数据库”的装置谱系平行而不同源——一个以文入景,一个以物立名。
8 气势的意象学:四构配与四层同步
至此可以为“气势”下一个意象学的定义。把周维权的证据拆开,气势由四种构配叠加而成:体量(占地、规模)、秩序(三分制度、中轴线序列)、名实(称谓系统、匾联景题)、叙事(泱泱大国气度、天人谐和)。四者是乘性关系:只有体量没有秩序,周维权判为“粗放”;只有秩序没有叙事,气势退化为“布局”;只有名实没有体量,气势缩为“精致”。
表 1 气势语汇谱(周维权原文)
语汇(原文) | 语境 | 印刷页 | 所指标记 |
规模宏大、气魄浑伟 | 生成期宫廷园林 | 24 | 体量 |
规模之大远非私家园林所可比拟 | 皇家园林的占地条件 | 19 | 体量 |
大则大矣,但总体布局尚处于粗放状态 | 秦汉园林的批评 | 769 | 体量而无序即失效 |
规模比较小……更趋于精密细致 | 转折期园林 | 138 | 秩序 |
成为城市中轴线的空间序列的结束 | 大内御苑与都城 | 139 | 秩序 |
运用文字信号来直接表述意境的内涵 | 匾联与景题 | 35 | 名实 |
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泱泱大国气度的体现 | 西汉皇家园林 | 769 | 叙事 |
四构配的每一次到位,都对应四层框架的一层:体量供给感知层(perceptual layer),秩序供给认知层(cognitive layer),震撼供给情感层(affective layer),国族叙事供给文化层(cultural layer)。周维权笔下的“移情和联想”——“通过观赏者的移情和联想,从而把物象幻化为意象,把物境幻化为意境”(第35页)——正是情感层与认知层之间的转换机制:移情(empathy)把看见的体量变成读出的意义。
由此可得本文的核心判断:气势是四层同步的读法,而非尺寸的别名。一座小园可以因名实与叙事而气势充盈;一座大园可以因体量而无序而气势尽失。周维权的五期史,正是这句判断的三千年注脚。
九、读法的更替:谁在读
把五期排开,会看到一条隐线:园林的读者在换。生成期的读者是帝王与贵族——园林是他们的威权布景;转折期的读者是士族与隐者——园林是精神家园;成熟期的读者是文人与市民——园林成为可品、可题、可游的文化空间;到当代,读者变成了公众。每一次读者的更换,都伴随一次装置的重建:从台的体量,到轴线的秩序,到匾联的名实,到现代解说与标签的名实索引。
这也是意象学判断“为谁而设”的古典版本:谁在读,决定园林怎么建。晚清以后古典园林体系解体,但它留下的读法并未失效——“皇家园林中的颐和园,私家园林中的苏州园林”,被周维权判为“置于世界名园之列亦当之无愧”(第768页)。它们今天仍在被读,只是读者换成了世界。
十、从“感悟”到可测
全书的体验侧证据只有一处,而且不在正文,在后记。周维权回忆初到北平上大学时首游颐和园、圆明园:“园林总体的恢宏气概,给予笔者极大的心灵震撼”;面对圆明园的颓垣残壁,他“联想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诗境,一种凄婉的历史沉重感不禁油然而生”(第785页)。一位史学家与一座园林的全部情感往来,就压缩在这两句话里。
震撼是气势的正效应,沉重是气势的负效应:同一体量,在完存与废墟两种状态下读出相反的情感。这提示意象学:气势的情感层不是单极的“崇高”,而是“震撼—沉重”的双极。而全书没有一处访客测量——这正是意象学判断六“体验侧的测量空白是当前最迫切的方法学任务”的古典样本。
若要把它变成可测的,可提出三项待检验的假设:视域开阔度(体量通道)、命名密度(名实通道,景题匾联每公顷计数)、叙事层级数(文化通道,帝王、文人、宗教叙事的层数与显隐)。三项若与访客的“震撼—沉重”评分相关,气势便从一个史学术语变成一个可测变量;若不相关,则说明气势只是设计侧的自我叙述——两种结果都有诊断价值。
结语 一部读法的历史
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写了一部园林的兴衰史,也无意中写了一部读法的历史:从台的通神、囿的畜养、园圃的栽培,到帝国的体量、士人的眼睛、文人的题名、市民的游赏,再到公众的凝视——三千年间,中国人一次次重建“读园”的装置。气势是这部历史最响亮的音节,却不是它的全部;真正贯穿始终的,是那套把物象变成意象、把物境变成意境的读法。
用意象学的话收束:中国古典园林的遗产,不只是颐和园与苏州园林的山水楼台,更是一套名实互指、四层同步的读法。读法在,园林就在;读法断了,再大的园子也只是空地。
扩展阅读
周维权. 2008.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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