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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近代科学启蒙浪潮中，一座植物园的生命力，从来不止于草木繁花，更在于一代代掌舵者的坚守与革新。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植物园（Real Jardín Botánico de Madrid, RJB-CSIC）自1755年建园以来，历经270余年沧桑，先后历经二十余位园长履职更迭，从王室御用的药用植物圃，稳步成长为世界级植物分类、生物地理与物种保育研究枢纽。两百余年间，历任园长各有建树、接续耕耘，共同支撑起植物园的存续与发展。限于篇幅，本文不逐一罗列全部管理者，而是依托马德里皇家植物园2008—2026年官方期刊档案，聚焦数位具有时代奠基、学科开创、乱世救赎、现代革新里程碑意义的核心园长，系统梳理其治学成就与历史价值，还原被大众忽略的近代伊比利亚植物科学发展史，解读一座百年植物园的成长脉络与精神传承。
1 体系奠基：安东尼奥·何塞·卡瓦尼列斯，铸就植物园黄金时代
1801—1804年任职的安东尼奥·何塞·卡瓦尼列斯（Antonio José Cavanilles，1745—1804），是马德里皇家植物园历史上公认的“黄金时代缔造者”，也是植物园首位专职科学化园长，彻底终结了植物园依附王室园艺、药用栽培的传统定位，将其打造为兼具植物分类学（Plant Taxonomy）研究、标本馆藏、学术教学、科考成果收纳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在馆藏体系建设上，卡瓦尼列斯完成了颠覆性革新。他系统性整合植物园零散标本资源，将馆藏标本数量扩充至12000种，完整收纳西班牙两大核心科考成果——马拉斯皮纳环球远征（Malaspina Global Expedition）与秘鲁皇家植物远征的全部标本、手稿与手绘资料，为西班牙近代植物研究筑牢史料根基。同时，他主导筹建经典的阿当松标本馆（Herbario MA），以法国著名植物学家米歇尔·阿当松（Michel Adanson，1727—1806）姓氏命名，依据1801年8月9日西班牙王室皇家诏令正式落地，这座标本馆至今仍是全球研究古老物种演化、近代植物分类的核心馆藏机构。
在学术创新领域，卡瓦尼列斯成果斐然。他创办园区首份学术期刊《自然科学年鉴》，搭建起西班牙植物学界的学术交流平台；一生独立命名超2000个植物新物种，留存大量原创植物科学手绘，其中大丽花系列插画成为近代植物科学绘图的经典范本。他打破传统经验式植物研究模式，建立“标本采集—形态绘图—分类定名—学术刊印”的标准化研究流程，完全接轨林奈分类体系，推动西班牙植物学跻身欧洲主流科学界。
在人才与教学体系搭建上，他设立专属教学空间“卡瓦尼列斯讲堂”，培养出拉加斯卡、罗哈斯·克莱门特等一批后世执掌植物园的核心学者，构建起西班牙本土植物学人才传承体系。短短三年任期，他以极致的学术革新，奠定了马德里皇家植物园此后两百年的科研格局。
2 乱世守护：塞阿与布特卢，危难存续科学火种
1808—1814年拿破仑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爆发，西班牙全境陷入战乱，马德里皇家植物园遭遇建园以来首次重大危机。政权更迭、经费断裂、人才流失，植物园科研体系濒临崩塌。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阿、克劳迪奥·布特卢两位园长临危受命，以不同的选择守护植物园的科研火种，成为乱世中特殊的里程碑人物。
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阿（Francisco Antonio Zea，1766—1822），作为启蒙科考大师穆蒂斯的嫡系弟子，在法军占领马德里期间出任园长。不同于传统纯粹的学者，塞阿兼具学术素养与时代视野。任职期间，他顶住舆论压力，依附新政权维持植物园正常运转，重点深耕农业植物学（Agricultural Botany）教学与应用研究，保障植物园的教学体系未曾中断。战后，他放弃安稳的学术岗位，流亡英国，后续投身南美独立运动，追随玻利瓦尔推进拉美解放事业，成为横跨植物学界与近代政治史的特殊人物，也搭建起西班牙与拉美植物研究的隐秘纽带。
瑞士园艺世家传人克劳迪奥·布特卢（Claudio Boutelou，1774—1842），在战乱中临时代管场地，是植物园的“守护者”。彼时法军计划将植物园改造为军事工事，摧毁园林景观与科研设施。布特卢凭借自身园艺领域的权威声望与多方斡旋，全力阻止军事改造，保全了普拉多大道场地的核心建筑、活体植物群落与珍贵标本资源，避免了百年科研根基的毁灭性损毁。1814年战乱结束后，他卸任园长，执掌塞维利亚驯化植物园，持续深耕西班牙本土园艺与植物驯化研究。
乱世之中，两位园长一以学术济世、一以坚守护园，在动荡年代保住了西班牙近代植物学的核心火种，为战后植物园的复苏与发展留存了基础。
3 战后重振：马里亚诺·拉加斯卡，重启近代植物学研究
战乱落幕、王权复辟，西班牙学界陷入清洗与沉寂，马里亚诺·拉加斯卡（Mariano Lagasca，1776—1839）回归执掌植物园，成为战后复兴的核心奠基人。作为卡瓦尼列斯的核心弟子，拉加斯卡兼具顶尖的植物学素养与自由派学者的坚韧风骨。战争期间，他因拒绝依附波拿巴政权，被迫流亡加的斯，始终坚守学术底线。
1814年复职后，拉加斯卡全力重启停滞多年的科研、馆藏与教学工作。他系统性修复战乱受损的标本馆藏，整理散落的海外科考手稿，重新搭建起完整的植物研究体系，扭转了植物园战乱后的衰败局面。在学术研究上，他延续恩师的分类学研究方向，同时深耕伊比利亚半岛本土植物资源调查，完善西班牙本土植物名录体系。
除了学术科研，拉加斯卡还是近代西班牙科学体制革新的推动者。他兼具学者与政客双重身份，长期奔走呼吁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完善植物园科研经费体系、保护本土植物资源。虽因王权复辟多次被迫流亡海外，但其从未中断植物研究，持续为西班牙植物学发展奔走，为19世纪中后期西班牙植物科学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制度与学术双重基础。
4 学科拓新：西蒙·德·罗哈斯·克莱门特，开创葡萄栽培学体系
在一众深耕宏观植物分类、科考研究的园长中，西蒙·德·罗哈斯·克莱门特（Simón de Rojas Clemente，1777—1827）以特色应用型研究，填补了西班牙农业植物学的空白，成为植物园细分学科发展的里程碑人物。作为19世纪早期植物园核心管理者，他是西班牙公认的葡萄栽培学（Ampelography）奠基人。
1803年，克莱门特受西班牙王室专项委托，系统性考察安达卢西亚全域葡萄种质资源，耗时数年完成实地调研、品种记录、性状分类，于1807年出版《安达卢西亚常见葡萄品种研究》。该著作系统记录119个西班牙本土葡萄品系，厘清了不同品种的生长特性、栽培条件与应用价值，是全球最早系统化葡萄分类研究专著之一，开创了近代葡萄栽培学的标准化研究范式。
除了专项研究，克莱门特长期深耕农业植物科普与推广，推动植物学从纯学术研究走向农业生产应用，助力西班牙本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为纪念其开创性贡献，马德里皇家植物园园内至今留存克莱门特纪念雕像，成为植物园特色学科发展的标志性符号。
5 时代革新：玛丽亚-帕斯·马丁·埃斯特班，引领现代植物园转型
步入21世纪，玛丽亚-帕斯·马丁·埃斯特班（María-Paz Martín Esteban）作为现任园长，承接两百余年学术底蕴，推动马德里皇家植物园完成从传统经典植物研究到现代化、交叉化、公益化科研平台的转型，成为新时代植物园发展的核心领航者。
在科研革新层面，她主导推动人工智能进化植物学（AI Evolutionary Botany）、濒危物种保护、全球生物地理研究等前沿交叉学科落地，搭建起AI+植物学的创新研究体系，让古老植物园接轨现代前沿科技。同时统筹推进多项欧盟国际科研项目，强化园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核心地位。
在保育与制度建设上，她牵头推动西班牙本土濒危植物的法律保护落地，助力诺梅韦斯草、加多尔山脉小龙草等珍稀物种纳入国家濒危保护名录，完善西班牙植物保育体系。同时统筹植物园270周年系列复盘与修缮工作，完成历史建筑修复、种质资源库优化、园林景观升级，传承并活化植物园历史文化遗产。
在科普与社会价值层面，她依托FECYT基金搭建多元科普体系，打造植物园官方播客、巡展、学术赛事等科普品牌，让专业植物学研究走向大众，推动植物园成为全民生态教育、可持续发展宣传的核心阵地，先后斩获西班牙可持续发展创新大奖、数字科普创作大奖等多项荣誉。
结语：百年植物园的传承密码，藏在历代掌舵人的坚守里
从19世纪初的体系奠基、战乱年代的艰难守护，到战后的学术复苏、特色学科开拓，再到当代的现代化革新，马德里皇家植物园一代代核心掌舵人，身处不同时代、肩负不同使命，共同铸就了这座百年植物园的学术底蕴与人文底色。他们以专业治学推动植物分类、科考研究、农业应用、生态保育、交叉学科的迭代升级，以人文坚守守护科学遗产、传承学术火种，让这座欧洲老牌植物园，历经270年风雨依然屹立于全球植物科学研究前沿。
一座植物园的成长，是一个国家植物科学发展的缩影。一代代园长的接力耕耘，不仅留存了千万份草木标本与科研史料，更沉淀出“深耕基础、勇于革新、坚守初心、服务大众”的科学精神，为当代植物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与实践范本。
延伸阅读
Real Jardín Botánico-CSIC. (2024). El diario del Jardín Botánico (No. 18).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Real Jardín Botánico-CSIC. (2025).El diario del Jardín Botánico (No. 19).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Real Jardín Botánico-CSIC. (2026). El diario del Jardín Botánico (No. 20).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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