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览】提到植物学，我们总是默认标本馆里泛黄的腊叶标本、标签上拗口的拉丁学名，或是科学家在野外埋头记录的科考笔记。这门看似纯粹的自然科学，似乎和“殖民”“暴力”“不平等”这些沉重词汇搭不上边。但当翻开《帝国植物学》（2024），随处可见编著者的笔触揭示植物学的隐秘历史，再对照扎希尔·巴伯对殖民印度植物学实践的剖析、米歇尔·恩盖桑的深度书评，以及阿米特·R·拜夏在《植物理论》中的解读，就会发现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帝国植物学作为近代植物科学的重要分支，既是欧洲“殖民扩展的工具”，也隐藏着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另类视角”一面映照着殖民时期的资源掠夺，一面却也意外推动了全球植物知识的融合——而这些被忽略的故事，正等待重新讲述。
《帝国植物学》由巴努·苏布拉马尼亚姆与丽贝卡·赫齐格联合编纂，巴努曾用《神圣科学》《达尔文的鬼故事》等作品，揭露科学背后的意识形态；丽贝卡则专注于“科学史与殖民主义的爱恨情仇”，她的研究让我们看清植物学如何成为帝国扩张的“隐形武器”。这对黄金搭档的联手，让本书既有学术严谨性，又像一部植物学版的“侦探小说”。而瑞秋·奥唐纳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则从林奈分类系统入手，告诉我们那些看似中立的“科学命名”法则，其实藏着欧洲男性视角的霸权；多伦多大学教授扎希尔·巴伯更以殖民印度为案例，剖析植物园如何从“活植物博物馆”变成殖民统治的“工具库”。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出的殖民性与纠缠性两个核心概念——简单说，就是植物学既被殖民塑造，又反过来影响了殖民进程——这正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钥匙。
1 帝国植物学：披着科学外衣的殖民工具？
什么是帝国植物学？它可不是单纯“研究植物的科学”，而是16到19世纪欧洲殖民者的“植物版寻宝游戏”——一场以科学的名义行资源掠夺之实的全球行动。16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者刚踏上新大陆，就盯上了那些能赚钱的奇花异草：香料、药材、经济作物……这是帝国植物学的“萌芽期”；18世纪，林奈双名法“统一密码”，让欧洲人能把全球植物“统一编目”，各国植物园成了“植物银行”，帝国植物学开始“规范化”；19世纪殖民鼎盛期，玩法升级为植物驯化、资源掠夺和知识垄断——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的茶叶“盗取”至印度“驯化”，再“移植”到其他殖民地“种植”“生产”，再高价卖回欧洲；20世纪殖民体系瓦解了，但殖民遗产还在：今天的植物分类、全球植物园的“植物收藏”，甚至某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格局，都藏着当年帝国植物学的影子。
帝国植物学就是殖民主义与植物科学深度绑定的“共生体”。瑞秋·奥唐纳指出：这门科学的发展，与其说是“为了探索自然”，不如说是“为了装满欧洲的钱袋子”——殖民者需要香料、药材、经济作物来赚钱，植物学就成了他们的“寻宝工具”。扎希尔·巴伯则发现了更有趣的现象：这不是欧洲人单方面“输出”，而是殖民统治和植物科学互相“成就”。比如在印度，殖民者需要知道哪些植物能当药材、哪些能做染料，植物学家就去研究；而植物学家整理出的“植物档案”，又帮殖民者更高效地征税、掠夺资源。巴努·苏布拉马尼亚姆在书里更把殖民主义比作一场认识型项目——通过知识生产把植物世界“重新洗牌”，让欧洲人成为在植物科学“领导者”，这种隐藏在科学外衣下的权力游戏，才是帝国植物学最核心的秘密。
《帝国植物学》提出两个概念以解密：殖民性和纠缠性。“殖民性”不是说殖民主义本身，而是它像植物的地下根系——就算地面上的殖民帝国倒了，这些“根”还扎在学科里：比如现在用的植物分类法、研究思路，甚至哪些植物算“重要”，都带着当年欧洲人的视角。“纠缠性”则像热带雨林里的藤蔓，各种矛盾缠在一起：本土人明明早就懂怎么用草药，欧洲人偏要“科学验证”一番；殖民者一边说要“保护植物”，一边又把稀有物种挖走……这种又爱又恨的“纠缠”，正是帝国植物学最真实的样子。
更有意思的是，帝国植物学还偷偷改了植物时间。本来植物有自己的“生物钟”：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能活多少年……但欧洲人眼里，植物时间变成了“多久能采、多久能卖”的账本。他们不管橡胶树要长多久才能割胶，只关心怎么让它快点产出；也不管咖啡树的生长周期，只在乎每年能收多少咖啡豆。这种把植物“功利化”的操作，其实是一种知识暴力——用“科学”的名义，剥夺了植物自己的“时间主权”。
2 意外的科学遗产：帝国植物学留下了什么？
虽说帝国植物学带着殖民的“原罪”，但它也歪打正着留下了不少科学遗产。16世纪起，欧洲的“植物猎人”乘船满世界跑，从斯里兰卡的肉桂树皮里闻到了商机，从印尼马鲁古群岛的丁子香花中看到了财富，把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苗、美洲的玉米种子、亚马逊的橡胶树都带到了欧洲的殖民地。这些“战利品”不光让欧洲人开了眼界，还催生了植物分类学、生物地理学这些新学科。林奈的双名法就是个典型例子——这位瑞典科学家发明的“植物身份证”（比如把人叫做Homo sapiens），让全世界的植物有了统一名字。这不只是命名规则，它其实是帝国的“管理工具”：有了统一名字，殖民者才能把全球植物“编目入库”，他的学生甚至跑到中国、美洲采集标本，帮这套系统“升级”。扎希尔·巴伯就发现，林奈的分类法里藏着帝国的小心思——通过“理性分类”，欧洲人觉得自己掌握了植物世界的“秩序”，这和他们想统治全球的野心不谋而合。
植物的跨洲“旅行”也改变了世界。哥伦布把甘蔗带到西印度群岛，这片土地就成了“蔗糖的王国”，让欧洲人爱上了甜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茶树，把中国的茶叶生意抢了大半；金鸡纳树被移植到殖民地，成了治疗疟疾的“救命树”。这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悄悄重塑了全球经济和医学。更重要的是，殖民者留下了海量的植物标本馆——现在全球最大的标本馆大多在欧洲，比如英国邱园有超过800万份标本，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标本反而少得可怜。这种“欧洲中心”的分布，正是当年资源掠夺的铁证，但不可否认，这些标本成了今天植物研究的“历史数据库”。就像弗朗西斯·布坎南在印度做的植物调查，他一边帮东印度公司估算税收，一边记录了数千种植物的形态和用途，这些笔记现在成了研究南亚植物的珍贵资料。
3 植物园的秘密：帝国如何用“绿色牢笼”掠夺植物？
如果说帝国植物学是一场全球“植物掠夺战”，那植物园就是殖民者的“中转站”和“实验室”——在这里，无数殖民地植物被“打包”运往欧洲，再被改造成帝国的“摇钱树”。扎希尔·巴伯在研究印度植物园时发现，这些园子和欧洲的邱园其实是“殖民同伙”：英国殖民者把从印度抢来的植物送回邱园研究，再把驯化好的品种“分发”到殖民地种植，形成一条完整的“植物产业链”。更讽刺的是，植物园还成了“植物标本囤积狂”——全球最丰富的植物标本大多藏在欧洲，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标本反而少得可怜。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特征，不就是当年资源掠夺的铁证吗？
说到帝国植物学的“明星选手”，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绝对榜上有名——它从一个皇家小花园，一步步变成了控制全球植物资源的“植物科学枢纽”。根据奥唐纳的研究，邱园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植物收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殖民者像“植物海盗”一样，把美洲的橡胶树、非洲的咖啡树、印度的金鸡纳树（能治疟疾的“神树”）都运回邱园，短短几十年就收集了上万种植物（1793年邱园收藏植物11013种）；第二件是“驯化推广”，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中国茶树——英国东印度公司派植物猎人Robert Fortune偷偷从中国武夷山挖走茶苗，在印度大吉岭驯化成功后，又推广到斯里兰卡、肯尼亚，建起大片茶叶种植园，把中国的茶叶生意抢了过去，每年赚走几百万英镑；第三件是“知识垄断”，邱园用林奈分类法给植物“改名换姓”，把本土人代代相传的药用、文化意义全剥离，只留下所谓的经济价值，再通过书本和殖民官员把这套“去文化”的知识灌输给殖民地，巩固欧洲的知识霸权。扎希尔·巴伯就戳破了邱园的“真面目”：邱园和印度的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植物园连成“植物走私网”，本质上是帮东印度公司解决经济危机，让欧洲列强获得极大的殖民经济发展。
邱园不是唯一的“植物掠夺者”，西班牙的马德里皇家植物园堪称“美洲植物小偷”——它专门收集美洲殖民地的“宝贝”，比如从墨西哥弄来的古柯叶（后来成了可卡因的原料）、从秘鲁挖来的金鸡纳树（治疟疾的“神药”奎宁就来自它），这些植物经植物园研究后，既成了西班牙医药业的“摇钱树”，也成了殖民掠夺的“硬通货”。荷兰人更懂“香料生意”，莱顿植物园把东印度群岛的丁子香、肉豆蔻、胡椒全“打包”回家，人工培育后打破了当地的香料垄断，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印度的植物园更惨，完全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打工仔”：加尔各答植物园本是罗伯特·基德中校为缓解饥荒建的，想种点西米棕榈（能当粮食的树），结果被公司改成“经济作物试验田”，种起了肉桂、咖啡和胭脂仙人掌（专门养胭脂虫提取染料）；马德拉斯植物园更直接，其前身就叫“东印度公司胭脂虫养殖场”；孟买植物园则研究甘蔗和靛蓝（做染料的植物），帮殖民者搞“规模化种植”。连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植物园都成了“植物中转站”，给跨洲运输的植物“歇脚”——这些园看似在搞“科学研究”，其实都是帝国掠夺资源的“绿色工具”。
《帝国植物学》里有个超酷的概念：殖民时期“泛大陆重构”——简单说，就是殖民者把地球变成了“植物大搬家”现场，打破了几百万年的地理隔离，硬生生把不同大陆的植物“缝合”到一起。最典型的“搬家故事”就是风滚草和葛藤。风滚草其实是欧亚大陆的猪毛菜，被俄罗斯移民带到美国后，居然成了西部电影里的“标志性植物”，从“外来户”混成了“本土明星”；葛藤原产中国，1876年在美国世博会上亮相，因为耐旱好养活，20世纪40年代被广泛种来保持水土，结果疯长到“吞噬南方”，又被骂成“入侵物种”。这俩故事告诉我们：“本土”还是“入侵”，根本不是植物自己说了算，而是殖民者的历史、民族主义的叙事和权力结构“贴标签”的结果——这就是帝国植物学留下的“后遗症”。
4 被遮蔽的声音：帝国植物学里的“隐形贡献者”
但这些“贡献”的背后，藏着多少被掩盖的暴力与不平等？这正是《帝国植物学》最有价值的“另类视角”——它不像传统叙事那样，把帝国植物学吹成“人类探索自然的壮举”，而是撕开“科学”的外衣，告诉世人：这门学问其实是殖民的“帮凶”。书中用一个个真实案例，让这个视角变得鲜活；扎希尔·巴伯研究的印度殖民史，更是给这种“另类视角”提供了有力证据；书评里提到的植物崇高、植物失忆这些概念，让整个思想体系更完整——简单说，就是让我们看到：帝国植物学不只是“发现植物”，更是“掠夺知识”。
（1）科学真的“中立”吗？揭开知识暴力的遮羞布
首先戳破的就是“科学价值中立”的谎言——帝国植物学干的“知识暴力”，远比想象的更直接。比如欧洲殖民者拿着林奈分类系统当“文化推土机”，跑到危地马拉高地，把玛雅人叫“ixim”的植物改名叫菜豆（Phaseolus vulgaris）。在玛雅文化里，“ixim”是生育的象征，女人用它调理身体，有上千年的药用传统；可欧洲人只记了它“能吃”，把文化意义全抹去，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知识霸权吗？扎希尔·巴伯在印度也发现了同样的事：殖民者用林奈分类法取代印度本土的植物认知，把传统医学里的草药简化成“制药原料”，连植物在宗教仪式里的意义都不管——这种“去文化”操作，本质上就是用欧洲知识碾压本土智慧。
奥唐纳的研究里还有个更扎心的例子：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看到一种开着漂亮红花的“孔雀花”（可能是原产马达加斯加的凤凰木，也可能是俗称孔雀豆的海红豆属植物光海红豆），当地原住民早就知道它能堕胎，是重要的草药。可殖民者眼里只有“观赏价值”，把它当装饰品运回欧洲，让珍贵的药用知识彻底失传。这就是帝国植物学最狠的知识暴力：用欧洲的认知当“标准答案”，切断植物和本土文化、生态的联系。就像学者拉丰特和瓦尔韦德说的，林奈植物学就是“帝国生命政治”——把植物的多样性变成殖民统治的“数据报表”。扎希尔·巴伯在印度还发现，这种暴力连“话语权”都抢：殖民时期的植物学家基本是欧洲人，印度学者的研究要么被无视，要么被改名换姓，成就了欧洲人的成果——这就是科学话语权的垄断。更讽刺的是，现在全球植物标本大多堆在欧美博物馆，殖民地的标本少得可怜，连本土人对植物的认知都没被记录，这就是所谓的“殖民式知识归档”。
《帝国植物学》还戳穿了一个被玩坏的词：“本土性”。这个概念1835年由英国剑桥植物园园长约翰·亨斯洛提出，本来是想界定“真正的英国植物”，结果后来被用到入侵生物学里，成了区分“本土物种”和“入侵物种”的标准。可你知道吗？它的词源居然来自英国普通法的“公民权”——就是把种族等级那套逻辑，偷偷塞进了植物分类里！书中说，殖民语境下的“本土物种”，其实是服务于抢土地、赚快钱的工具，整天喊着“自然要纯粹”；而本土人眼里的“本土物种”，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老伙计”，有感情、有关联。这种认知差异，就是知识暴力的另一种体现——连植物的“归属感”，都被殖民者定义了。
（2）不止人类的故事：听听植物和本土智慧的声音
这个“另类视角”还告诉我们：别再听“胜利者”的单一故事了，植物和本土人的声音也该被听见。《帝国植物学》序言一开头就问：“我们该怎么讲这个破碎的生命故事？”现在有人说我们活在“人类世”，好像地球的物种灭绝、空气污染都是全人类的错。但书里揭穿了真相：这些危机根本不是“全人类共同造成”，而是欧洲殖民扩张、资本贪婪，还有那些“谁优谁劣”的等级观念闹的——植物和本土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书里用一个超接地气的例子——蒲公英的故事：原产欧亚大陆的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跟着殖民者漂洋过海到了美洲、澳洲，传统帝国植物学骂它是“入侵物种”，说它破坏生态。可真相是，蒲公英早就和当地打成一片了：它给昆虫当“食物”，成了移民想家时的“乡愁符号”，连原住民都发现它能治新毛病——这哪是什么“入侵”，分明是多物种共生的典范！奥唐纳说，殖民时期的植物交换从来不是单向掠夺，而是充满了文化碰撞与协商——只是欧洲的科学权威把这些声音压下去了。扎希尔·巴伯在印度也看到类似的事：茶树、金鸡纳树和本土植物处得好好的，印度人还把外来植物改造成新用途，这些双向互动，全被传统殖民叙事给“掩埋”。书评里提到的植物崇高概念也很有意思：植物的生命那么复杂，哪是简单的“科学框架”能装下的？而植物失忆更讽刺——殖民者破坏了全球生态，却怪“外来物种”惹祸，这分明是故意忘了自己的黑历史！
（3）植物学里的“性别密码”：藏在标本里的权力偏见
这个“另类视角”还会扒开植物学里的性别和种族编码，让读者看到藏在叶片背后的权力结构。《帝国植物学》和奥唐纳的研究都发现：欧洲殖民者把“自然”当成“柔弱女性”，把“科学探索”当成“阳刚男性”，连植物的开花结果都要用欧洲精英的性别观念来解读！更有甚者，他们还打压女性搞植物学——女性世代相传的草药知识（比如助产、治病）被说成“迷信”，明明很有用的智慧，就这么被贴上了“不科学”的标签。
书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18世纪的欧洲女性植物学家安娜·西沃德，一辈子研究本土草药，攒了丰富的药用知识，结果就因为“女性不能搞科学”的偏见，成果被男科学家窃去改头换面，最后连名字都没留下。更过分的是种族偏见：欧洲人把美洲的玉米（Zea mays）和“美洲原住民”绑在一起，名其“低级落后”；却把欧洲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捧为“高级优越”的代表。这种偏见不光影响了植物怎么种，还帮殖民者找借口：“你看连植物都分优劣，殖民统治不是应该的吗？”扎希尔·巴伯在印度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印度女性的草药知识被说成“迷信”，本土学者的研究被贴“落后”标签，连本土作物都被和“低等种族”绑定——这些藏在叶片里的权力偏见，其实就是帝国统治的“软武器”。
（4）未来的植物学：我们能摆脱殖民阴影吗？
这个“另类视角”不只是吐槽，更想找到出路——去殖民化的植物科学，到底长什么样？《帝国植物学》最棒的地方，就是它不说“我们要修复历史”，而是说“要拥抱这些破碎和矛盾”，打破欧洲中心的科学霸权，让本土知识和植物科学“手拉手”。比如印度泰戈尔创办的圣蒂尼克坦植物园，就没按欧洲分类法摆植物，而是把印度传统里的植物故事、宗教意义都融进去——这里的每棵树不仅有学名，还有它在本土文化里的“身份”，科学和文化终于不打架了。
奥唐纳也呼吁：是时候重新看看帝国植物学的老底了！比如现在搞生物勘探，别再随便偷本土人的草药知识去申请专利；科学教育里，多讲讲非欧洲的植物学家故事。扎希尔·巴伯说得更具体：去殖民化不是喊口号，得实实在在做事——比如反思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不是抢来的，用本土知识前先问人家同不同意，让本土社区也能参与植物研究。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次性的“纠错”，而是要养成习惯：每次研究植物，都想想背后有没有殖民的影子——这才是反思性的实践过程。
《帝国植物学》自己就做了个“去殖民化示范”：它没写成死板的学术书，反而加了两个“插曲”——一段叫《人类世谬误的寓言》的小说，几篇随笔和宣言，连结尾都用三个小故事代替结论。作者说：知识不该被关在学术框架的“笼子”里，用故事和片段反而能让我们更自由地反思殖民遗产。书里还借鉴了阿尼什纳贝族的智慧：植物搬家本身没好坏，关键是为啥搬——是被人抢过去的，还是自己适应的？这种思路，给现在的生态保护和植物研究提了个醒：别再简单给植物贴“入侵”标签，多问问背后的历史吧！
5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植物科学？
作为科研人，我们总爱用“严谨”“客观”当科学的“标签”，但《帝国植物学》和扎希尔·巴伯的研究却给我们提了个醒：科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帝国植物学的殖民“后遗症”，现在还在悄悄影响我们的科研思路——比如，我们是不是还在用一套“标准答案”给植物分类？是不是还忽略了本土人对植物的传统智慧？是不是总把人类利益放在其他物种之上？这些问题，值得每个搞植物研究的人好好想想。扎希尔·巴伯特别指出，殖民时期的植物学其实是“资本、权力和科学”的混合体，那些知识霸权、性别种族偏见，现在还藏在科研的叙事里；书评也补充说，这些遗产不只是“想法”，更是藏在标本馆、学术规范里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要改，就得从根上反思。
书里引用阿兰达蒂·罗伊的话，或许能给我们答案：“永远别忘记自己的渺小，永远别习惯身边的不公，永远别视而不见。”重讲帝国植物学的故事，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正视科学的过去——既要承认它的贡献，也别回避它的殖民老底。而解锁《帝国植物学》的“另类视角”，就是要打破霸权叙事，打开更包容、更有人情味的科学未来。未来的植物学，应该是多物种共生的科学，是去殖民化的科学，是尊重差异、拥抱多元的科学——它不光帮我们懂植物，更帮我们懂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让这个星球变得更鲜活、更公平。
说到底，科学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为了理解自然、敬畏自然——在各种生命的故事里，找到人类和地球好好相处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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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er, Z. (2016). The Plants of Empire: Botanic Gardens, Colonial Power and Botanical Knowledg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https://doi.org/10.1080/00472336.2016.1185796
Nguessan, M. (2026). Book Review: Botany of Empire: Plant Worlds and the Scientific Legacies of Colonialism. Names: A Journal of Onomastics, 74(1), 84-85. https://doi.org/10.5195/names.2026.2904
Baishya, A. R. (2025). Plant Theory. The Year’s Work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https://doi.org/10.1093/ywcct/mbaf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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